在刚公布的最新一届普利兹克奖的颁奖词中，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崭新的关键词——“集体解决方案”、“多重角色”与“社会参与”。被这些词形容的，是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
路标的转向
作为建筑界的路标，今年的普利兹克奖再一次把建筑界人士的目光，引向一个令人惊奇的方向。希望以建筑“让更多人受益”的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的加冕，被认为是“价值观的胜利”。
向建筑师授奖的传统，大致与“现代建筑”同时诞生。从1848年起，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每年向一位建筑师颁发奖章。1907年，美国建筑师协会也开始效仿，设立了“金质奖章”。1979年，美国富商杰伊·普利兹克创立了普利兹克奖，开创了以私人家族的名义重奖建筑师的先河。杰伊的长子托马斯·普利兹克后来解释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生活在摩天大楼诞生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路易·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密斯·凡德罗等建筑伟人设计的经典作品，因此我们对建筑的热爱不足为怪。”
1979年的首次获奖者，是美国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约翰逊很可能是20世纪作品风格最多变的建筑师。他一人占尽了有名有姓的三四种主义，还有无从命名的五六种风格。以他作为首届获奖者，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开端，奠定了普利兹克奖风格多元的基调。迄今为止的30多位获奖者，颇能显示当代建筑界的“多样性”。贝聿铭毕生只利用最单纯的几何形，弗兰克·盖里则钟爱自由曲面，安藤忠雄执著于混凝土，伦佐·皮亚诺尝试过几乎所有种类的建筑材料。他们对建筑的理解差异之大，犹如安格尔与葛饰北斋、柴可夫斯基与马勒之间的对比。这种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帮助普利兹克奖后来居上，在全球的知名度逐渐超越了两个老字号的专业协会评奖。
普利兹克奖不是“终身成就奖”。除了丹麦建筑师伍重、德国建筑师奥托是在年近90岁时获奖，大多数获奖者都只有50多岁——以建筑师的行业标准，正值年富力强。普利兹克奖章，让他们有机会把各自擅长的风格进一步发挥到极致。每一年，在全球无数建筑师和数量更多的建筑专业学生面前，都会多一个新的路标。
过去的十几年来，建筑的发展似乎陷入了一种粘滞的状态。随手翻开一本建筑杂志，就会看到一些像大腿、像石块的建筑奇观。这些千姿百态的巨型雕塑，比同一棵树上的树叶还要彼此相似。精巧的表皮化装饰，也趋于泛滥。坚硬的混凝土、金属板编织成的图案，显得柔弱无力，如同昔日贵妇身上的蕾丝。造成这种局面，普利兹克奖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往届的某些获奖者，正是某些乱象的重要推手。搅动死水的重任，仍要落在普利兹克奖的肩上——即便是冒着矫枉过正的风险。
价值观的胜利
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是继墨西哥建筑师巴拉甘、巴西建筑师尼迈耶与达·洛查之后，第四位获奖的拉美建筑师。然而，他的作品没有三位前辈作品中浓厚的拉丁美洲气质。更准确地说，他希望向全世界建筑师展示的，并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做过哪些与建筑相关的事情。
阿拉维纳1967年出生于智利，后来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学习建筑。1994年，在圣地亚哥创办了自己的事务所。他的建筑代表作，如智利天主教大学的科研楼、美国圣爱德华大学学生宿舍，以及中国上海的诺华制药办公楼等数量不多的公共建筑，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中规中矩。即便是非建筑界的人士也能猜到，他获此大奖的理由，应当来自比建筑更广泛的领域。自2001年以来，阿拉维纳一直是“ELEMENTAL”（意为“元素”）公司的执行董事。这家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公司，主旨是设计低廉的社会保障住房。它提出一种名为“半成品好房子”的产品概念，刻意在设计方面为居住者留出自己改建的余地，让他们自己动手完善空间，提高生活水平。
2010年智利发生里氏8.8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阿拉维纳和他的团队参与了重建的总体规划。除了设计灾民使用的临时性住宅，他还设计了饮水供应方案，把塑料瓶填到轮胎里面，用滚动轮胎运水。此外，他还提出了海啸预警和撤离计划、营造沿海林带等一系列防灾措施。
2010年，他为维特拉家具公司设计了一种前卫的“无椅解决方案”。用一根环状的带子绕着腰部和两个膝盖绷紧，人就可以随处在一把无形的座椅上坐下。
在几年前的一次记者访谈中，阿拉维纳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建筑哲学：“我真正关心的是用建筑设计的工具，解决非建筑的问题。我企图想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能够让每个人受益，就连那些走在大街上的人都能受益。”
所有这些行动和宣言，都指向同一个焦点，正如阿拉维纳的公司名称暗示的那样，他的目标是要重新划定建筑界的基本元素。
在评委会对于往届得奖者的评语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是：空间、形式、材料、技术、光影等等。
它们都是100多年来现代建筑的“规定动作”，也是从金字塔时代以来建筑世界的氢氧碳氮。
在普利兹克奖的官方网站，上星期刚刚公布的获奖评语写道：“他（阿拉维纳）的团队参与了为弱势群体提供住房这一复杂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力求为居民和社会争取最大的利益，力争为建筑环境寻求真正意义上的集体解决方案。正在寻找机会影响变革的年轻一代建筑师和设计师，都可以向阿拉维纳学习，承担多重角色，而不仅是一名营造住房项目的设计师。阿拉维纳集中体现了更加注重社会参与的建筑学派的复兴。”
狭义的建筑元素不再出现，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崭新的关键词——“集体解决方案”、“多重角色”与“社会参与”。
望远镜与放大镜
某一位建筑师如何划定建筑的“元素”，完全是他个人的选择。然而，作为风向标，他要挑战的对象，就不再是现代建筑的某一种潮流，而是建筑师这一职业的定义了。
英文的“建筑师”（Archi-tect）一词，和“大主教”（Archbishop）有着相同的前缀。它和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是两个古希腊语单词“.ρχι”（总管）和“τ.κτων”（工匠）合并而来。一望而知，“建筑师”的本意是“总管的工匠”。抛开掉书袋式的考据，也可以说主持设计了索菲亚大教堂、泰姬陵和拙政园的人，就是建筑师。进入20世纪，赖特、柯布西耶、阿尔托、密斯和路易·康这些名字，就足够定义建筑师是怎样一种职业。
每一位建筑师，都自然而然地身兼“多重角色”，在业主、设计合作者、分包商和施工队各色人等之间联络协商。每一座杰出的建筑，都必然是“集体解决方案”——整体布局如何让人享受到更多阳光？庭院空间的比例是否宜人？窗子的通风效果怎样、开启是否方便？这面墙是用钢板还是木板？那根柱子再细一些，会不会显得更优雅？冬季之前能顺利完工吗？负责回答所有这些问题的人，就是建筑师。
在发展中国家智利长大的阿拉维纳，显然和一位瑞士或者美国建筑师，对于自己的职业有不同的理解。从印度到智利，贫富差距的总体状况，并没有因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而改变。世界各个角落的贫民区里，狭窄的街道旁仍旧挤满一排排小窝棚。从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开始，地震、海啸、火山喷发和洪水频繁发生。电视屏幕上，时常能看到灾民们在帐篷外排队领取食物的画面。对于这些弱势人群而言，精巧的建筑设计似乎就是爱马仕的丝巾，是毫无意义的奢侈品。不过，赈灾用的临时性住房固然紧迫，其重要性仍难以和大量普通住房、学校和医院相比。让居住者动手改造自己的家，毕竟是少数情况下的特殊对策。
说到社会化的低成本住宅，芬兰建筑师阿尔托也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二战”期间，他投入大量精力，希望设计一种能够便捷地批量建造，同时保持文化趣味的低成本住宅，以备战后芬兰的快速重建。谈何容易！天才如阿尔托，被公认为有机建筑和人性化建筑的领路人，他的构想也受制于种种制约，最终未能实现。
广阔的视野和细致的处理，就像望远镜和放大镜，对于建筑师缺一不可。当建筑师思考整个社会，他当然需要举起望远镜，而一旦投入具体的本职工作，他必须全神贯注地在放大镜下完善每一个细节。战争破坏、建造成本、居住舒适性和社区环境，这些因素都在阿尔托的望远镜的视野里。而同一个阿尔托，最擅长在放大镜下创造建筑奇迹。在寒冷地区，他在屋顶天窗旁专门设计了加热融雪装置。他为医院的病房特意设计一种洗手盆，减弱溅落的水声，以免影响同室的病友。图书馆里充满明亮的自然光，却看不到刺眼的光源。
即便是在贫弱已久的南美洲，也不乏类似的奇迹。在阿拉维纳刚刚出生的60年代，乌拉圭建筑师埃拉蒂奥·迪埃斯特设计了大量实用性极强的公共建筑。为了降低成本，建筑通体采用本地出产的红砖。无论是厂房、仓库还是中学体育馆，它们的屋顶不仅有造型优美的曲面，还有面积充足的天窗利于照明节能。结构工程师出身的迪埃斯特，专门设计了便于工人操作的施工机械，实在是“集体解决方案”的典范。
建筑师注定不是能够“让每个人受益”的行业。
一个建筑师毕生勤勉，也不过设计百余个方案，其中有幸落成者往往只有半数。能够让数百人或者上千人切实的受益，已经是建筑师无上的荣耀。阿拉维纳为灾民运水设计的特殊装置、在海滩与城市间设置防灾林的提案，无疑是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却超出了建筑师职业的框架。他仿佛紧握着望远镜，而丢掉了放大镜。
而建筑作为一门已经积累了数千年经验的行业，仅仅在约定俗成的框架里尝试微妙的变化，就足以让无数从业者耗尽一生。而框架范围的变化就像是大陆漂移，意味着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渐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一部自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译者）
文 杨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