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对人类的意义
今年3月，85岁高龄的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出版了新著《语言动物》，这还只是他计划中的上卷。他在书中努力要说明的是，人的语言能力不只是给信息编码和传递信息，它还包括创造意义的能力。
两种语言观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康德说人之为人在于人有自由意志、能够承担道德义务；笛卡儿说人的独特性在于理性。还有人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语言。语言一直被视为具有深远的、甚至神圣的重要性。在《创世记》中，上帝说的“要有光”创造了宇宙。《约翰福音》的开头说：“太初有道（语言），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在犹太-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人类的语言能力表明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有了神性。但在当代哲学中，这种语言观受到了自然主义语言观的抵制。自然主义者认为，语言只是动物的表达延伸或者提升。比如乌鸫在看到园子里有猫时就会发出警示信号。自然主义的语言观认为，人类的语言虽然比鸟叫复杂得多，但最终可以用同样的刺激-反应过程来解释。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语言动物》一书中说，一些动物确实能够对环境做出估计，然后从一些可能的反应中做出选择，但人类能够加以区分、分析并在思考的基础上加以选择。“进入语言的维度，能够认出物体并聚焦于它们，这就创造了一个环绕我们的新的空间。我们没有被冲向我们的知觉的海洋淹没，而是能够分辨出一股海浪，并清晰、平静地注意着它。这种注意力的新空间，不同于当下本能般地对事物的反映，它是注意力很集中的意识，赫尔德称之为反思。动物会对自然的、偶然的信号（如烟是火偶然的信号，云是雨偶然的信号）做出反应。人也看到了信号。不同之处在于，人能控制他们自己的想象之流，而动物只会被动地去跟随触发它们的事件链条。”
泰勒区分了两种对立的语言哲学传统。一种是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和孔狄亚克（Condillac）提出的指称论语言观，他称之为HLC理论。18世纪法国哲学家孔狄亚克说，语言的诞生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对咕哝和手势感到厌倦，遂决定用发声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想法。几年之后，德国哲学家赫尔德批评说，孔狄亚克预设了他要解释的东西：如果野蛮人还没有用于表达想法的语言，他们怎么能知道他们拥有可以沟通的想法？
泰勒分析了这两种语言观之间的差异。首先，孔狄亚克认为语言是原子的，我们每次用一个词指称一种事物，而赫尔德则认为语言是整体的，词语只有作为语言网络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其次，孔狄亚克认为语言源于个人的经验，赫尔德则认为语言是合作的产物。最后，孔狄亚克把词语看作我们已经辨认出的实体的标签，而赫尔德则认为对于忠诚、法律、承诺等东西，如果我们没有表达它们的词语，它们就不会存在。
根据指称论，语言主要是命名和描述事物，语言的起点是个人把自己头脑中对外界事物的反映标示出来。通过发出跟内心所作分类对应的声音，人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其他人。这就是能指和所指的一一对应。最终许多个体的私人语言汇聚成了共同的语言。霍布斯和洛克强调，语言必须具有作为工具的效率。类似地，孔狄亚克说，语言必须能够让我们控制我们的想象。这一派把语言看作描述现实、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把我们头脑中的观念翻译成词语。
哈曼（Harman）、赫尔德（Herder）和洪堡（Humboldt）等构成论者认为，语言不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环绕着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的风景，语言还会塑造这种文化，因此它具有构成性的作用。它描绘的语言使新的目标、新的行为水平、新的意义成为可能。我们的观念通过语言而发展，跟语言密不可分。语言绝不只是实用的工具，它既是人类生活的手段，又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是人类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泰勒把这种语言观称为HHH理论。
泰勒从一开始就表明，他赞同的是构成论的语言观。他说，现实并不是预先已经被打包成潜在的信息，只等待被人类贴上标签。对象在被指称时都会被改变甚至被创造出来。指称不是一系列相互分离的标签，词语只有在其他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过去和潜在的用法的背景下才有意义。
普遍主义和多元文化
泰勒说，过去一百年间，哲学家对语言的兴趣近乎痴迷。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有他们的语言理论：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戴维森、德里达，各种解构主义者都把语言当作他们的哲学思考的核心。这种痴迷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在1915年做出的评论：“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也就是说，语言不只是记录和交流信息的工具，它还是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的框架，语言决定了我们的思考方式。这容易导致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框架，这些框架各有其合理性。泰勒提出，语言的使用者不只是会沟通的人，而且理解这种语言的社会和文化用法。他说，一旦用构成论的模型来理解语言，语言的相对性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角色：语言不会限制我们的思想，而且它反映了人类交往的社会含义。
在书的最后，泰勒还从语言角度论述了普遍伦理问题。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Zwon echon logon”，这句话传统上被翻译为“人是理性的动物”，泰勒认为应该回到其字面意思：人是有逻各斯的动物。“逻各斯”这个希腊语的词有多种含义：在有的语境下它的意思是“词语”，有时表示“话语”、“叙述”。所以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理解为“人是有语言的动物”。两种理解的区别在于，理性强调普遍性，逻各斯强调的是多样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像其他动物的本性一样的本能和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它的出现带来了更多的灵活性，带来了改变的能力，甚至是改变自我的能力，这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
多样性就带来了差异乃至冲突。每个社会在饮食、服装乃至婚姻制度上各不相同。“一种文化的音乐让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感到困惑，幽默感和荣誉感也不一样，这些并不令人担心。但不同社会在核心伦理和基本道德准则方面的不一致则令人感到忧心，因为这些标准的要求是无条件的。我们无需否认自己文化中的音乐之美而欣赏其他文化的音乐，但我们要认可奴隶社会的原则就必须放弃我们自己的原则。面对这些冲突，我们要么接受某种形式的道德主观主义，认为它们都是合理的，要么把跟自己相异的人视为另一个物种。”在泰勒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能把对方的直觉跟我们的直觉结合起来。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比如围绕着普遍的人权、平等和人道主义行动的伦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主笔 薛巍
赞一个 (0)收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