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的传统文化和英国人引入的现代体制不兼容，斯里兰卡人没能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其结果就是长达26年的内战。
佛教的复兴
斯里兰卡南部山区一直被认为是僧伽罗民族的大本营，努瓦拉埃利亚（NuwaraEliya）正好位于这片山区的中心。我乘火车来到这个小镇，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山寨”版的英国乡村，到处可见那种老式的双层木屋和英式花园，甚至还能见到英式电话亭，如果不是因为大街上的行人肤色太黑，我简直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英国。
小镇位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山谷之中，这个风水宝地是在1819年被英国殖民者“发现”的，思乡心切的英国人立即决定将其改造成一个避暑山庄，并在这个和家乡气候非常相似的地方种上了各种英国蔬菜，建造了许多英式度假屋，还修建了一座高尔夫球场。如今那些老房子大都健在，而且还在行使正常功能，因此这个小镇得了一个贴切的绰号：小英格兰（LittleEngland）。
努瓦拉埃利亚体现了英国殖民者的野心，那就是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式把斯里兰卡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这些殖民者不光要引进英国的房子、铁路和马车，还要引进他们认为更有价值的农作物。咖啡最早就是在这里试种成功的，可惜后来斯里兰卡咖啡树染上了一种病毒，引种失败了。急于挽回损失的英国商人们又率先在这个努瓦拉埃利亚试种茶树，获得了成功，此后茶园模式逐渐在斯里兰卡推广开来，成为殖民时代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这些殖民者们不仅引进了欧洲的物质，还引进了欧洲的思想，他们要以英国人为模板，改造斯里兰卡的原住民。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把原住民的家底摸清楚，于是英国政府派来了各个行业的专家学者，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研究，试图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改造这个国家。
这其中，宗教是英国人最重视的领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宗教在欧洲发展了这么多年，逐渐形成了很多具有排他性的派别。教会也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欧洲人最重要的身份标签。
可是，当欧洲传教士们试图按照欧洲那套标准给斯里兰卡人贴上宗教标签时，却发现这么做行不通。北部的印度教包罗万象，号称有几百万个神，任何一种宗教都可以被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而且印度教几乎没有神职人员，更别说教会了，缺乏宗教应有的组织和结构。南部的佛教也不好办，正宗的原始佛教不相信神迹，不提倡个人崇拜，本质上更像是无神论，充满了理性色彩。更奇怪的是，这两种宗教相互间并不排斥，完全不像欧洲宗教那样各自有一套排他的信仰体系。换句话说，佛教和印度教更像是两种生活方式，抑或是两套行为准则，仅此而已，与欧洲人熟悉的宗教大不相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大卫·斯考特（DavidScott）在1999年出版过一本名为《重塑未来》（RefashioningFutures）的书，他以斯里兰卡和牙买加为例，分析了殖民地国家的原始信仰是如何在西方语境下被异化的。斯考特发现，19世纪之前的斯里兰卡并没有与“宗教”或者“佛教”对应的词汇，无论是僧伽罗语还是巴利语都没有。现代僧伽罗语里的宗教（Agama）一词是由英国传教士在19世纪时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斯里兰卡社会根本就没有一种能够和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伊斯兰教并列的、自成一体的信仰体系，这个概念是英国人强加给斯里兰卡人的。
事实上，在英国殖民初期，斯里兰卡佛教几近消亡，大量寺庙被废弃，也没有多少职业僧侣了。平心而论，英国殖民者的宗教政策非常宽松，并没有通过武力强迫当地人改信基督教。但毕竟有很多英国传教士来斯里兰卡传教，这一事实本身，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在斯里兰卡开展的学术研究，重新激起了斯里兰卡人对于佛教的热情。1937年，英国学者乔治·图摩尔将斯里兰卡最著名的历史典籍《大史》翻译成英文出版，帮助僧伽罗人找回了关于自己祖先的记忆。但是，这部历史书是一位佛教僧侣写的，作者故意夸大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冲突，以及佛教在僧伽罗民族发展史中的作用。这本书出版后极大地提高了佛教在斯里兰卡的地位，为斯里兰卡独立后佛教上升为国教埋下了伏笔。
1860年前后，英国传教士在斯里兰卡举办了5场公开的宗教辩论会，代表佛教出场的是一位名叫羯那难陀（M.V.Gunananda）的高僧，他有着出色的口才和辩术，在与基督教代表的辩论中丝毫不落下风，振兴了佛教的士气。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次公开辩论是斯里兰卡佛教的转折点，标志着这个古老的东方宗教终于在斯里兰卡得到了复兴。
但是，复兴后的佛教和传统佛教不一样了。斯里兰卡人类学教授坦比亚（S.J.Tambiah）认为，新佛教和佛祖当初的教导几乎没有关系了。传统佛教是一种精神信仰，关心的是世界和平和消除贫困这类宏大命题，新佛教则只对民族问题感兴趣，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不惜和其他宗教对抗，佛祖号召的爱与宽容变成了对异教徒的仇恨，佛教典籍也变成了佛教民族主义的象征。另外，新佛教极度渴望和权力联系到一起，成为权贵的附庸。
佛教，一个源自东方的古老的思想体系，就这样变成了西方宗教体系下的一个具有排他性的宗教派别。成为宗教后的佛教变得极具侵略性，不再像以前的佛教那样提倡宽容和忍让了。
佛教的这种转变和殖民者有着直接的关系。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宗教学教授大卫·李特尔（DavidLittle）在1993年出版的《斯里兰卡：制造仇恨》（SriLanka：TheInventionofEnmity）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斯里兰卡人对待西方殖民者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李特尔教授发现，早期的原住民对于西方殖民者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的，虽然西方传教士采用的传教方式非常具有侵略性，但斯里兰卡人很少公开反抗，忍无可忍时最多逃离家乡，一走了之。但是，自1860年开始，斯里兰卡人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弯，敢于公开反抗了。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TheOriginsofPoliticalOrder）一书中指出，西方殖民者天真地相信这个世界的发展轨迹是线性的，永远从低到高，每一个新的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互相间没有交集。既然欧洲能够成为世界霸主，那么来自欧洲的一切都应该是好的、是进步的，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欧洲殖民者一直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殖民地国家，让他们忘掉自己的文化传统，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可惜的是，事实证明这套思路在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都失败了，如今很多前殖民地国家的糟糕状况都和这一思路有关。
就拿斯里兰卡来说，英国殖民者全盘采纳了欧洲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政策，创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新锡兰。但是当锡兰独立后，英国人撤走了，也带走了佛教最大的敌人——基督教。于是，复兴后变得极具侵略性的佛教需要寻找一个新的敌人，自认为是佛教唯一继承人的僧伽罗人便把目光转向了国内第二大族群——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的前世今生
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主要居住在这个岛最北端的杰夫纳，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东北部的沿海一带。亭可马里（Trincomalee）是这一区域的中心城市，驶往亭可马里的长途车司机在距离终点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候就提前换了音乐，喇叭里传出了节奏强烈的印度流行歌曲，听了一路绵软僧伽罗情歌的我立刻来了精神，再也不困了。
那天正好是排灯节（Diwali）的最后一天，这是印度教最大的节日，庆祝光明战胜了黑暗，智慧战胜了愚昧，好人战胜了坏人。长途车晚上20点才到达亭可马里，大街上一片漆黑，但路边的一个自由市场却是灯火通明。我走过去一看，立刻感觉自己来到了印度。只见小贩们在临时搭起的塑料大棚里叫卖各种零食和小玩意儿，五颜六色的商品在高瓦数白炽灯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诱人。有个卖小吃的摊位用一只大喇叭播放流行歌曲招徕顾客，我居然听到了《江南Style》。一圈转下来，我感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比僧伽罗人活泼多了，也更会做生意，没有僧伽罗人那么多禁忌。
泰米尔人的祖先来自印度，是印度半岛的原住民达罗毗荼人中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今全世界一共有大约7700万泰米尔人，是目前人数最多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提到没有国家的民族，很多人都会想到犹太人。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泊多年，饱受欺凌，最终在以色列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在别人家的地盘上讨生活，除了需要团结和忍耐之外，更需要掌握一两门别人没有的绝技。犹太人选择做小买卖或者放高利贷，在那些因为宗教原因不愿意做生意或者放贷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此后又通过发展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具备高等知识的人才，在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白领岗位站稳了脚跟。泰米尔人也是如此，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善于经商，在整个南亚地区都留下了泰米尔商人的足迹。他们也非常重视教育，家长们宁可饿肚子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这就是为什么在医生、律师、科学家和银行家这些需要高学历的领域能找到大批泰米尔人的原因，百事可乐公司现任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Nooyi）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住的旅馆的老板也是一位泰米尔商人，他看上去50多岁，略微有些发福，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亭可马里有好几家旅馆和度假村都是他开的，但他却告诉我，自己差一点就要倾家荡产了。
“内战那几年我们全家都移民到印度去了，我的四个女儿迄今为止仍然留在国外没敢回来，其中一个已经嫁到了加拿大，大概永远不会回斯里兰卡定居了。”他对我说，“内战结束后我又观望了几年，觉得短时间内不会再打了，这才大着胆子回来继续干老本行，在国外坐吃山空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他听说我是记者，便主动提出开车带我去周围转转。我俩先去了一座印度教寺庙，和我在印度见到的完全一样，只是外墙上的雕像颜色特别鲜艳，显然是刚刚粉刷过的。寺庙里只有一个清洁工，没有住庙和尚。过路的行人拐进来祷告几句，然后出门继续赶路。
我们又去了镇上最繁华的商业街，看上去和其他的斯里兰卡小镇没什么两样，大部分招牌都是用英文、僧伽罗文和泰米尔文这三种文字写成的，据说这是斯里兰卡的法律，任何人不得违反。不过，地上的垃圾比南部沿海的那些村镇多了一些，我还见到几头耕牛站在马路中间反刍，这两条毫无疑问地告诉大家，亭可马里是泰米尔人的地盘。
“其实这条街上的民族成分很复杂，泰米尔人、僧伽罗人和穆斯林都有。”旅馆老板对我说，“大家平时相处得还算不错，谁也不招惹谁，可一旦出点事，便会立刻按照民族成分的不同分成不同的派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为什么大街上看不到内战的痕迹了呢？难道当初这里打得不够激烈吗？”我问。
“哪里？！亭可马里是内战的主战场之一，经常能听到枪声，爆炸案也时有发生。我那个旅馆前面的一幢房子就是被一颗炸弹炸毁的，现在正在重修。”
他一说我立刻想起，旅馆门前确实有片空地，上面堆满了建筑材料。这样的场景其实在任何城市都很常见，但如果我不问的话，根本不会想到那块空地其实是被炸出来的。
我们离开市中心，朝海边开去。我注意到马路上到处是警察，几乎到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程度，即使远离市中心也是如此。“政府一直歧视泰米尔人，居然派了这么多僧伽罗警察来管我们。”这位老板愤愤地说，“他们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出了问题怎么管？”
这个细节非常关键，语言是斯里兰卡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殖民时期大家没得选，只能说英语，所以当时在政府机构和其他一些重要部门任职的斯里兰卡人必须是会说英语的“洋买办”。前文说过，泰米尔人历来重视教育，会说英语的泰米尔人比例远比僧伽罗人高。据统计，1948年斯里兰卡独立时大约有40%的政府官员是泰米尔人，而当时的泰米尔人口总数只占斯里兰卡人口总数的11%。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一提。当年美国也派了一个传教团来到斯里兰卡，但是英国人怕美国人借机扩大自己在南亚的势力范围，不准美国传教士染指中南部地区，只准他们待在北部的杰夫纳传教。事后证明，美国传教士远比英国同行敬业，他们在泰米尔人的大本营开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教会学校，大幅度提高了泰米尔人的英语水平和教育水平。
问题是，这样一来僧伽罗人就不干了。他们觉得自己是被一个少数民族管理了，心里很是不服。根据斯里兰卡人类学家纳达拉贾在《斯里兰卡的民族主义》一书中的描述，殖民之前斯里兰卡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并没有那么强，英国殖民者引进了英国政府的那套管理模式，在户籍制度、宗教政策和儿童教育等许多方面强化了双方的差异，加深了各自的民族意识。
事实上，这是欧洲殖民地的常态。在欧洲式的管理体制之下，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各个原始部落均获得了发展各自独特文化的机会，其结果就是许多原本界线模糊不清，甚至几近消亡的民族纷纷经历了文化复兴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明确了各自的定义，加重了彼此间的差别。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印度。英国殖民者1881年在英属印度组织了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格上需要填写的第一项就是宗教。当时很多印度人已经不知道自己应该属于哪个宗教了，这张表强迫他们选一个身份标签贴在自己身上，这就等于被迫选择了一种具有排他性的社团或者党派。当时印度最大的两个教派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方关系远不如佛教和印度教那样融洽。人口普查导致印度人按照宗教信仰的不同分成了两大阵营，彼此间充满敌意。最后当印度打算脱离英国宣布独立的时候，人口较少的穆斯林不愿意和占多数的印度教徒组成联合政府，双方只能分家。穆斯林分到了东西两块土地，组建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印巴分治。因为时间仓促，国土分割线居然是在短短6个星期里划出来的，很多原本相安无事的混居村落被一分为二。因为害怕遭到对方迫害，1400万印度人被迫向东西两个方向迁徙，在此过程中双方大打出手，最终有大约100万人死亡，酿成了人间惨剧。
惨剧发生后，很多人指责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人太过自私。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本来就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王国，是英国人硬把双方捏合到一起去的，印巴分治只是恢复了殖民前的原状而已，如果独立之前没有分家，独立后的日子很可能更不好过。
斯里兰卡的情况要比印度好一些。这个国家本来就小，作为少数派的泰米尔人也力量有限。再加上英国殖民者一直试图把斯里兰卡培养成一个模范殖民地，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优惠政策，独立前的各种准备工作做得要比印度充分多了。比如，斯里兰卡很早就实行全民选举，21岁以上的斯里兰卡公民，不分男女，全都有选举权，是南亚国家当中第一个这么做的。再比如，英国人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当地政治家，并从1945年开始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制度，这也是南亚国家中的独一份。于是，当斯里兰卡于1948年获得独立时，无论是政治家的素质还是老百姓的觉悟都是南亚国家里最好的，独立的过程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动一枪一炮。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斯里兰卡的民族问题彻底解决了。纳达拉贾认为，独立前的斯里兰卡存在两种民族主义，一种可称为锡兰民族主义，主要成员是受过良好英式教育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他们的诉求就是让锡兰独立，其余免谈。另一种可称为僧伽罗民族主义，其主力是佛教僧侣团，他们不但要独立，还要求给予佛教以“国教”的地位，并允许佛教徒参政议政。
1948年前的斯里兰卡，独立是头等大事，各个族群目标一致，很容易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于是锡兰民族主义者成为主流，享有更大的话语权。为了防止宗教干政，破坏独立进程，开国元勋们甚至特意在宪法中写明，斯里兰卡政府是世俗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独立后的斯里兰卡享受了几年和平时光。但是，僧伽罗民族主义者们并没有轻易放弃，他们在宪法中找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民主选举制度。他们意识到，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个漏洞，自己就有机会东山再起。
于是，斯里兰卡内战的导火索就这样悄悄地被点燃了。
从英语到僧伽罗语
要想弄清楚斯里兰卡内战的前因后果，必须去泰米尔人的大本营——杰夫纳看看。我坐上一辆长途汽车，一路向北驶去。
斯里兰卡的北部平原地势极为平坦，宛如一块绿色的地毯。刚开始还能见到一些森林，越往北走树木越是稀少，车窗外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草场，一眼望不到头。据说这里曾经是猛虎组织游击队藏身的地方，真不明白他们能藏到哪里去。
仔细看，不少草场还能看出田埂的痕迹，显然都是被抛荒的农田。难道内战把农民都吓跑了吗？一位乘客告诉我不是这样。原来，斯里兰卡北部雨季短旱季长，总体来说相当干旱。在这里种田非常辛苦，收入又无法保证，很多农民受不了这个苦，便抛下农田，改行干别的去了。
事实上，这就是泰米尔人为什么如此重视教育的主要原因。泰米尔人居住的北部平原自然条件恶劣，不但不适合发展农业，也没有宝石矿，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于是泰米尔人都愿意把孩子送进学校，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利用知识上的优势找一份工作，这几乎是泰米尔人唯一的出路。上世纪50年代初期，普通斯里兰卡人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政府公务员，泰米尔人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这就引起了僧伽罗人的不满。经过几年的酝酿，这股不满的情绪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斯里兰卡的历史从此被改写了。
前文说过，斯里兰卡是和平独立的，并由全体国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政府。第一届执政党叫作统一国民党（UnitedNationalParty），主要由受过西方教育的各界精英人士组成。1951年，该党的一位得力干将班达拉奈克（S.W.R.D.Bandaranaike）突然宣布退党，另立山头，组建了斯里兰卡自由党（SriLankaFreedomParty）。5年后，自由党联合了包括斯里兰卡共产党在内的各种左翼政党一同参选，决心和执政的统一国民党一决高下。
班达拉奈克出生于科伦坡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大学毕业后去牛津深造，是个标准的高学历海归。他在英国学习期间焕发了蕴藏已久的民族主义热情，回国后放弃了天主教，皈依佛门，发誓要尽自己一切努力振兴佛教，恢复僧伽罗民族的光荣传统。就在1956年的那次民主选举中，班达拉奈克公开打出了僧伽罗民族主义的旗号。他预言，如果自己能唤起占人口总数70%的僧伽罗人内心的民族主义情结，必将在选举中立于不败之地。事实证明他的预言非常正确，自由党在那次选举中大获全胜，班达拉奈克以自由党主席的身份出任新一届总理，成为斯里兰卡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班达拉奈克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了英语的垄断地位，规定僧伽罗语代替英语成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纳达拉贾认为，这个新法律是斯里兰卡内战的起因，因为这就等于把泰米尔人挡在了斯里兰卡的官僚体制之外，切断了他们的从政之路。但是，斯里兰卡历史学家沙文认为，这个新政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英语在普通民众中的普及率并不高。据统计，1946年时全斯里兰卡只有6.3%的人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如果只有这些精英人士才能当公务员，显然并不公平。同样，泰米尔人只占总人口的12%，更不可能把泰米尔语定为官方语言。两种官方语言并存也不妥，那样的话每个斯里兰卡人都要学一门“外语”，太浪费资源了。
值得一提的是，独立后的印度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印度人本来比斯里兰卡人更有理由放弃英语，但印度国家太大，民族成分太复杂，光是常用的方言就有上百种之多，没有任何一种占有绝对优势。所以印度政治家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让英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英语成为印度学生的必修课，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普通印度人的英语水平迅速超过了斯里兰卡，并且为后来印度经济的复兴，尤其是软件业的兴旺奠定了基础。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很多非洲国家，比如非洲国家赞比亚的官方语言也是英语，原因和印度相同。
斯里兰卡属于另一类殖民地，也就是其中一个民族占有绝对优势。这样的国家几乎都放弃了英语，改用民族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了。问题在于，斯里兰卡是个小国，本来知识底子就不足，国内市场也很小，将来注定要走出去，发展外向型贸易，照理说应该远比印度这样的大国更需要英语教育。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英语被放弃了。
英语的遭遇再一次说明，印度和斯里兰卡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被殖民者生造出来的，这两块地方原来都是若干民族分而治之的局面，不存在语言的问题。英国人硬生生地把这些民族混在了一起，组成两个全新的国家，自然产生了各种矛盾。幸亏印巴在独立前就分了家，否则矛盾会更多。
沙文虽然认同这个新政策，但他认为应该准备充分了再行动。事实是，新的语言政策实行得非常迅速，斯里兰卡大中小学的课本很快就都换成了僧伽罗文。但斯里兰卡知识分子的能力有限，来不及把英语课本和参考书籍全部翻译成僧伽罗语，尤其是理工科，更新速度更是缓慢，不但缺课本，合格的理工科教师也严重不足。可是，为了兑现竞选时的承诺，让更多的僧伽罗孩子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班达拉奈克政府拨出大笔经费增加师资力量，扩大招生范围。但因为上述原因，新增的师资力量大都集中在文学、历史和艺术等文科领域，理工科严重不足。比如，1959年时锡兰大学的文科生只有365人，1965年这个数字便蹿升到了3500人，增加了将近9倍。根据斯里兰卡教育部的统计，1964年全国85%的毕业生修习的是文化和艺术等文科专业！但斯里兰卡显然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或者报纸编辑，于是这批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根本找不到工作，只能在大街上游荡。和一般失业人口不同的是，这批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思想活跃，却又因为英语不好，无法从外部渠道获得更加中立的信息，很容易受到国内激进思潮的影响，做出极端的事情来。事实证明，这群满怀理想却又手无缚鸡之力的“高学历失业者”就是斯里兰卡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的社会动荡的主力军。
在纳达拉贾看来，班达拉奈克就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凭着满腔热情在斯里兰卡发动了一场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最后导致了和中国类似的结果。中国是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解决“高学历失业”问题的，斯里兰卡没法这么做，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只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加以解决。
这场大变革的始作俑者班达拉奈克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却又没有甘地或者尼赫鲁那样强大的个人魅力，当局面开始失控时，他便手足无措了，只能不断地妥协。1958年，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之间的矛盾终于达到了顶点，双方爆发了独立后的第一次民族冲突。班达拉奈克处理不当，得罪了两边的人。第二年，一名对他不满的和尚用一把藏在僧袍内的左轮手枪杀死了他。
就这样，一位发誓要用自己毕生精力振兴佛教、恢复僧伽罗民族光荣传统的政治家最后却死在了一名僧伽罗佛教徒的手里。
从民族主义到内战
中午时分，我乘坐的长途车驶进了杰夫纳王国的地盘。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检查站，我被告知斯里兰卡政府刚刚出台了一个新法规，所有想去杰夫纳的外国人都必须先去外交部申请通行证，否则不准通过。
“杰夫纳已经开放旅游好几年了，怎么突然又变卦了？”我问。
“因为一些外国非政府组织在杰夫纳从事非法活动，危害国家安全。”一位少校军官对我解释说，“我们可以帮你把申请传真给外交部，但不敢肯定今天一定能办得下来，你要是等不及就顺原路返回，找个旅馆住下，明天再来吧。”
我决定在这里死等，便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这位军官30多岁，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态度也很友善。大概是为了怕我等得不耐烦，他一直坐在旁边陪我唠闲嗑，后来还主动请我吃了顿咖喱米饭，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士兵们的营房。但是，我一直等到下午17点多钟还是没有结果，渐渐有点不耐烦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外国人呢？我们只是游客，来你们国家就是来玩的，被你们这么一折腾，前几天留下的好印象全没了。”我有些气恼地对他抱怨道，“这个通行证制度是谁想出来的馊主意？费力不讨好，真是太蠢了！”
“这是我们政府外交部的决定，所有外国人都必须遵守。”这位僧伽罗军官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好像换了一个人，“不是我们害怕外国人，而是为了防止敌人借机闹事，分裂我们的国家。”
我一直等到晚上18点多钟才被放行，因为一顿饭而培养起来的对这位军官的一点好感在漫长的等待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到达杰夫纳时已是20点多钟。与其他那些斯里兰卡中小城市一样，杰夫纳几乎没有路灯，大街上一片漆黑。我很快就迷了路，正踌躇间，一辆摩托车停在我身边，车上的人主动提出带我去找旅馆。此后的两天里我又多次遇到这样的热心人，看来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一样，都是生性善良的人。
两个热情而又友善的民族，为什么相互间却如此凶恶呢？美国著名的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在其1932年出版的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ManandImmoralSociety）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解答。在他看来，人类作为个体在行动的时候遵循的是理性原则，以及对他人需求的切身感受，这让我们超越了自身固有的自私和偏见，成为“道德的人”。但是，当我们身处一个集体中时，这种理性机制就消失了，人的自私本性就会暴露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身处集体中时，会做出一些作为个体时绝对做不出来的事情，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变成了我们新的行为准则。
尼布尔的这个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个理论，无论组成群体的个体多么优秀，群体关系一定是不道德的。当群体变成国家时，这个结论同样适用，因此国与国之间不存在道德问题，只有政治。所谓“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各方展示实力的舞台。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美国总统奥巴马亲口承认，尼布尔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的理由。
从尼布尔的理论还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单纯运用民主机制来解决一个国家的内部冲突并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反而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上世纪50～70年代的斯里兰卡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班达拉奈克被杀后，他的遗孀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全世界第一位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有些政策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比如，当僧伽罗学生都去读文科时，聪明的泰米尔人坚持己见，仍然愿意去读理工科，导致斯里兰卡的私营企业雇用了更多的泰米尔学生。于是斯里兰卡政府出台了一项新政策，泰米尔人必须获得比僧伽罗人更高的分数才能进入理科系读书。这个新政使得泰米尔学生当中学理科的比例从1970年的35.3%下降到1975年的19%。
再比如，眼看国内的好机会都被僧伽罗人占据了，很多泰米尔家庭便纷纷出钱送自己的孩子出国读书。此时政府又出台了新的法规，以节约外汇为由，不允许斯里兰卡学生参加国外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就等于关闭了泰米尔学生去国外求学的大门。
事实证明，这项明显欺负人的法规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斯里兰卡政府中的泰米尔政治家曾经多次抗议新法规歧视少数民族，要求政府效仿印度，把泰米尔聚居区变为自治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但他们忘记了，印度是个大国，民族成分复杂，中央政府实在管不过来，这才允许少数民族拥有一定的自治权。斯里兰卡太小了，民族成分简单，不存在管不过来的问题，没有足够的动力让泰米尔人自治。
还有一位名叫切尔瓦亚加姆（S.J.V.Chelvanyagam）的泰米尔政治家非常崇拜甘地，决心效仿甘地，在斯里兰卡发起一次“非暴力不合作”形式的反抗运动。他组织了一群泰米尔人去科伦坡静坐示威，结果遭到一伙僧伽罗暴徒的袭击，政府则根本不予理睬，任凭僧伽罗暴徒殴打示威人群。这位天真的政治家没有想到，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是多数老百姓对抗少数英军，甘地模式很管用，而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则是少数民族对抗多数民族，甘地模式不可能成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名叫普拉巴卡兰（VellupillaiPrabhakaran）的狠角色登上了历史舞台。1972年，当时还只有18岁的普拉巴卡兰成立了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TigersofTamilEelam），决心用暴力手段谋求独立，成立“泰米尔伊拉姆王国”。
这个普拉巴卡兰就出生在杰夫纳北边的一个小渔村。第二天一早我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向斯里兰卡岛的最北端开去。与亭可马里不同的是，杰夫纳的战争痕迹非常明显，路边随处可见被炸毁的建筑物，以寺庙和教堂居多。有几座印度教寺庙还在修复过程中，教徒们便等不及了，在残垣断壁间举行宗教仪式，迎接湿婆的驾临。
一路上我看到特别多的骑车人，据说这是因为战争年代汽油供应中断，当地人无法开车，只能骑自行车，战争结束后这个习惯被保留了下来。
我还在路边看到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中国政府援助了94.5亿卢比（相当于4.5亿元人民币），帮助杰夫纳修建了一条长达90公里的通往内陆的高速公路。事实上，中国政府还帮助斯里兰卡修建了一条从杰夫纳到科伦坡的铁路，为重建斯里兰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位于斯里兰卡岛最北端的“佩德罗角”（PointPedro）。这里有个小渔村，隔老远就能闻到很重的鱼腥味儿。村子里看不到多少人，大概都出海捕鱼了。我穿过村子来到海边，这里停泊着一排小渔船，几个刚刚捕鱼归来的渔民正在从渔网里把鱼卸到船舱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不过，这些鱼的个头都很小，体长不足10厘米，看来这附近的渔业资源已近枯竭，真不知这些渔民靠什么生活。
“现在要想捕到大鱼，必须出海很远才行。”一位渔民对我说，“这些小鱼是做鱼干用的，也能卖不少钱。”
果然，村子里几乎每家的院子里都在晒鱼干。本来鱼的个头就不大，晒干后就更小了。不过，我想起斯里兰卡人喜欢吃素，即使菜里有肉往往也被切成小块，对于当地人来说这种小鱼干反而正合适。
村子里有个军营，一群士兵坐在院子里闲聊。司机目不斜视地从军营门前驶过，确定士兵们看不见自己了，便突然一拐，钻进一条小巷，然后又拐了两个弯，眼前出现一个闲置的小院子，荒草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
“这就是普拉巴卡兰的家，房子早就被拆掉了，但谁也不敢在这上面盖新房，所以就一直空下来了。”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此人的事迹，我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样一个好似世外桃源的地方，竟然出了这么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根据书中的描述，普拉巴卡兰是个非常冷血的杀手。他很早就相信只有诉诸暴力才能实现目的，而且越是血腥效果就越好。1975年，他用一把手枪在很近的距离刺杀了当时的杰夫纳市长，这是斯里兰卡独立后发生的第一起重大政治谋杀案。
此后双方你来我往，互相报复。陷入了恶性循环。1983年，一群由斯里兰卡政府暗中支持的僧伽罗暴徒冲进杰夫纳图书馆，将9.7万册图书，以及很多珍贵的手抄本尽数烧毁。手抄本中有很多关于印度教和泰米尔人的历史文献都是孤本，损失再也无法挽回。此事标志着斯里兰卡内战正式打响，双方从打砸抢和暗杀偷袭演化成了公开的武装对抗，普拉巴卡兰领导的猛虎组织就是泰米尔一方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美国动物学家沃尔夫冈·迪图斯博士那段时间正好在斯里兰卡搞研究，他对我回忆说，猛虎组织对战争早有准备，每个人都怀着必死的决心，再加上海外泰米尔人捐了大笔金钱给游击队买武器，所以内战刚开始时政府军的战斗力远不如猛虎组织游击队，据说一个游击队队员可以对付10个政府军士兵。直到后来政府军向外界求援，进口了大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才打了个平手。
海外“泰侨”们不光捐钱给猛虎组织买武器，而且还在西方国家开展舆论攻势，导致内战初期西方媒体大都站在泰米尔人这一边，指责政府军滥杀无辜。但是随着事实真相逐渐曝光，大家才发现普拉巴卡兰绝不是什么为民请命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恐怖分子，他根本不想和政府谈判，唯一的目的就是杀人，然后迫使政府做出让步。于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媒体开始倒戈，不少西方政府也改变了立场，宣布猛虎组织为恐怖组织。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支失道寡助的游击队竟然在一个没有多少天然屏障的小岛上坚持了26年才倒下呢？首先不得不说普拉巴卡兰确实是个军事天才，但最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无能。关于这一点还有很多说法，有人认为斯里兰卡政府官员其实不希望内战这么快就结束，因为他们可以从军火生意中捞到很多好处。也有人认为原因在于政府内部思想不统一，有的主战有的主和，这才让猛虎组织苟延残喘了这么久。
最终结束内战的是现任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内战。他任命自己的哥哥戈塔布哈亚担任国防部长，这样在行动的时候就可以不受其他政治家的约束了。最能体现他办事作风的就是和猛虎组织的最后一战，当时猛虎组织已经被逼到了死角，无路可退了。普拉巴卡兰挟持了数万名平民作为人质，要求和政府谈判，一些政府官员担心人质安全，希望以谈判解决问题，但拉贾帕克萨根本不想谈判，一心就要全歼游击队，彻底结束内战。最终双方在一处海滩展开最后决斗，普拉巴卡兰被击毙。那场战斗据说导致了大约7000名士兵和1万名平民死亡，以英国BBC电视台为首的西方媒体指责拉贾帕克萨滥杀平民，犯下了反人类罪。但是斯里兰卡国内对这个决定倒是叫好的多，就连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也都认为国际社会高估了死亡人数，拉贾帕克萨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留着普拉巴卡兰，必将后患无穷。
内战结束后，有一部分人认为泰米尔人失去了谈判的筹码，今后的日子将愈发不好过了。不过据我观察，情况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斯里兰卡政府加大了在泰米尔地区的投资力度，很多过去制定的歧视政策也正在被逐步废止。大多数斯里兰卡人，不论是僧伽罗人还是泰米尔人，都试图忘掉这段历史，抬起头向前走。
也许，对于这样一个各方面都还很不成熟的国家来说，自上而下的改变才是解决民族争端最好的办法。
结语
斯里兰卡计划明年要拍一部关于国王杜图伽摩奴的大片，斯里兰卡人相信这位英勇善战的国王是佛祖派来拯救僧伽罗人的大救星，佛祖在他身上施了魔法，借他之手拯救了僧伽罗民族，也拯救了佛教，保护佛教是佛祖赋予僧伽罗民族的伟大使命。
今天的斯里兰卡街头到处可见拉贾帕克萨总统的巨幅头像，他双手合十，面露微笑，发誓要带领斯里兰卡人民过上好日子，并宣称这是佛祖和斯里兰卡人民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2012年，斯里兰卡出现了一个名为BoduBalaSena的佛教极端组织，其成员相信佛教就快要被消灭了，拯救佛教是他们义不容辞的伟大使命。这些人不但四处袭击斯里兰卡国内的其他宗教组织，甚至把触角伸到了国外。他们还鼓励其成员参政议政，尽一切可能干预政府的决策。不少有识之士都担心，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斯里兰卡有可能变成下一个伊朗。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人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曾经于2007年出版过一本书，名为《身份认同与暴力：使命感的幻觉》（IdentityandViolence：TheIllusionofDestiny）。他在书中指出，对于神圣使命的幻觉是暴力思想的温床，它给了人们一种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力去实施暴力，人类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和冲突都不是源于对财富或者权力的追求，而是源自这种想象中的使命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班达拉奈克没有死于印度教徒之手，而是被一名佛教徒枪杀；甘地没有死于英国人之手，而是被一名印度教徒刺杀；拉宾也没有死于巴勒斯坦人之手，而是被一名犹太人杀死了。
睁眼看看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吧，满眼都是这种使命感的幻觉。
主笔袁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