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贾冬阳
萌萌讲过一个解释学上类似“谷物”、“秃头”的问题式寓言：“一支溃逃的军队是怎么停下来的？”在她看来，一百多年来，被西学笼罩的中国学术，颇有点类似一支“溃逃的军队”，只不过方向有点变，如今“溃逃”变成了“尾随”，更难摆脱“胜利者”强力的震慑。萌萌因此有问：这支尾随的军队有停下来的“意志”和“能力”吗？
从何时起，“文化自主性”对中国学术成了问题？佛教东传以后，虽然对中华文明构成了冲击，但并未撼动中国传统政教秩序，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依然还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而晚清以降，随着西学大举入华，中华文明的根基却受到了强烈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难题上：“一是中国的政制传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中国面临从未面对过的国际政治格局。”（刘小枫语）可以说，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置身于这一被晚清士人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涡流之中，仍需面对这两个难题的逼迫，这是我们探讨“文化自主性”绕不过去的问题背景。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初，在《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题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年会上，萌萌提交了名为《汉语作为民族语言表达如何可能—“当代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一文，直面“文化自主性”问题。萌萌开篇明义，要从“语言和经验的关系”问题谈起。真是个奇怪的角度。
“语言”和“经验”—对西学有所了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是两个概念纷繁乃至晦暗不明的语词，萌萌自己就坦承，她不懂什么叫“经验”，甚至根本记不住任何一个学派对“经验”的概念定义。同样，虽然萌萌终生关切“语言”问题，但“语言”之所以对萌萌成为问题，更重要的不是“专业的原因”或“学术的趣味”，而是裹挟着其独特生命感觉与生存需要的“问题的引导”—唯有“问题”的引导才可能造成一种“生存、思维、表达这一体的生存整体性及其意义的生成”（《萌萌文集》，117页）。那么，这“引导”对萌萌意味着什么？又将她引向何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萌萌曾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语言”问题，并提出属己之问：“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的提出与当时“思想解放”中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直接相关，即如何伸张并确立被中国传统所抑制、被“文革”意识形态所剥夺的个人的“个体性”，以继续深化在“主体性”上原地打转的思想解放。需要注意的是，萌萌所探问的“个人性”或“个体性”，绝非如今按西方意识形态塑造出来的“个人主义”意义上的“孤独自我”，更非等而下之的物欲化、均质化的“单子式个人”，而是从公共性、均质化、普遍化的“给予即剥夺”中挣扎出的真实存在—带着属己的精神性苦难，带着无语、残缺、破碎与有限性而崭露生命头角的真实个人。值得强调的是，在萌萌那里，如此的“真实个人”及其“个体性表达”，与“族类生存”及其“公共性表达”绝非二元对立，萌萌力图将二者放到某种更深的“相关性”中加以考察，并获得了一种近乎悖论的艰难表达：“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人不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也就是说，人之为人，生而被抛入“既与的既成语言”中了，他离不开“公共语言”，否则“根本无法进入社会沟通和交流”，也就无法获得社会意义上的现世安稳与人生幸福。因此，“人只能在公共语言中存在”，这是人的“幸运”。但同时，萌萌强调，这也是人的“不幸”—“既成语言可以裹挟一切，对许多人，它就是一切，经验、情绪、感觉、想象，都跳不出它的窠臼。”萌萌深刻地发现，“语言—逻辑”担当了超人、非人化的角色，以“非人化的客观性即真理性保证了人与人的理解、沟通和交往”。但问题在于，这“保证”有不可避免的“虚假性”，它造就了作为主体持续在场的“我们”，却绝不是“真正需要理解、沟通和交往的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萌萌文集》，95页）。人就是在这真实的近乎残酷的“幸与不幸”中“生存或毁灭”。那么，不可归约、不可论证的带着“差异的彻底性”的真实个人及其通过痛苦的转换而生成的“表达”如何从既成语言乃至习惯语的断裂中脱颖而出？
萌萌为此做了大量研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直至生命尽头。但就在临终前不久，在更为生死攸关的背景上，萌萌却将其终身探寻的“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转换为“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个转换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公共语言”或“语言—逻辑”担当了超人化、非人化的角色，表面上保证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和交往，但事实上却是将个体性的真实个人裹挟而去，徒留一个主体的虚假幻象，那么，席卷全球的西方强势话语如普世价值对非西方民族提供的同样是一个“虚假的保证”—某著名华裔学者曾直言不讳，为了不与“全球化”的大势相冲突，我们“只能在承认人类有普世价值的大前提下，保持个别民族或文化的认同”！言下之意，中国等于传统、特殊、民族性，西方等于现代、普遍、世界性。倘若“个别民族或文化”与“全球化大势”和“普世价值大前提”相冲突，就难免从其传统中被连根拔起以转向西方道路所指示的“现代性”！一百多年来，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后有启蒙智识人的摇旗呐喊，虽经百年浴血赢得政治独立，中华民族却依然走在顺昌逆亡的“启蒙”之路上！刘小枫尖锐地指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智识人“几乎无不凭靠西方启蒙观念图救亡”。但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国图存不得不用西方启蒙观念搞动员，启蒙与救亡成了一回事，彻底救亡等于彻底启蒙，结果是彻底掉进启蒙观念不能自拔……”（《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现代学术没能力通盘考察、清算“西方启蒙”之“蒙”，就不可能理解“中国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以及生死攸关的“中国人问题”—“在西方军事政治文化殖民的死亡胁迫下，是否还有非西化的另类的走回自己民族文化的路？”（张志扬：《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萌萌因此有问：“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
我们说在西方强势话语、主流话语面前，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的时候，谈的是一个民族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而不单纯是一种工具语言。如果仅仅是谈这种工具语言，那么在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的浪潮冲击中，其实无所谓民族语言……无所谓一个民族语言自身所期待的那种精神性的、多维度的非常丰富的整体内容。……汉语言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根和谱系式的整体性语言，使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它的传统，都在我们从古代经典的传承中，我们是传承中的一个个人。（《萌萌文集》，153—154页）
如何理解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言？萌萌没有纠缠于诸如语言学、语义学的概念辨析，而是一步跨了过去，将语言从概念性和工具性层面的理解拉回到生活“粗糙的地面”上来。在萌萌看来，处于西方强势话语面前的“汉语言”绝非一种工具语言，而是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一种“共同性”，它承负着一个民族的礼法与德性、苦难与光荣，它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作为生活方式的整体性的语言，使“中国人得以成为一个中国人”。犹太人施特劳斯非常懂得这一点：“人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出身，也不可能通过希望过去不存在来消除过去。”（《我们为什么仍然是犹太人》）所以萌萌说，我们是“传承中的一个个人”—一个带着他的出身、土地与血的个人。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民族语言的汉语言不能像“私人语言”一样自我满足，而是“必须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必须具有世界性文明担当的勇气、魄力与胸怀，因为这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格局与文明品质—
如果我们中国人就在一个封闭自足的圈子里，不进入世界文明的交融碰撞，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自己的一套语言，而不去谈什么汉语言的世界性表达，因而它不需要使我们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站立在世界多元格局中（《萌萌文集》，154页）。
至此，萌萌为我们思考汉语言问题厘清了“两个界限”：一、汉语言是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正是这种根和谱系式的整体性语言，使我们成为一个中国人。二、汉语言必须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进入世界文明的交融碰撞而做出世界性表达，从而使我们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站立在世界多元格局中。换言之，不把汉语言还原到“华夏民族的根与谱系”这一至深之根基，汉语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会在西方强势话语的“虚假保证”中被解构、拆毁并沦丧为一种特殊的民族工具语言，迟早被现代化技术、欲望、功利一体化浪潮裹挟了去，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根也就被抽掉了;反之，没有文明自信，不进入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汉语言也就谈不上世界性表达，中华文明也就没有能力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显示出不同于其他文明类型的独立而互补的精神境界—“两者相互激荡，遂成为这种民族文化精神不可阉割不可替代的生生不息的源流。”（张志扬语）因此，萌萌强调—
汉语言作为一种民族语言表达何以成为可能这一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对古今问题以及世界中的诸神问题的一种审视和关注，我们是否还保留有成为我们传统，成为我们精神性品质的东西？对今天世界的格局和危机就多了一个更深远的维度让我们审视和思考：我们是否还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自己值得过的生活？什么是今天世界上更值得我们过的生活？（《萌萌文集》，154页）
由此可见，萌萌之所以从“语言和经验”的关系角度来思考“文化自主性问题”，是因为在她看来，“语言和经验”问题以及“文化自主性”问题归根结底关涉中国这一政治—文明共同体的现代性命运—它既关涉“古今之变”，亦深入“诸神之争”。说到底，萌萌对汉语作为民族语言如何表达乃至文化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是从他们“这一代人”独特的“土地感觉”和“苦难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萌萌说，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去谈西方那些抽象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独特地区别于别人的经历都是由各种经验构成的”。
问题是，使“这一代人”成为“这一代人”的独特如同命运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晚清以降的数代仁人志士，谁不是在此大变局中思索中华民族的命运与未来，萌萌“这一代人”的特别之处何在？或者说，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在引导着“这个人”乃至“这一代人”，从而使其能够区别于前人，以极其独特的面容植根于时代土壤的深处？他们又凭借何种情绪、感觉与哲思，走出了一条怎样的路？
在为萌萌逝世三周年所作的纪念文章中，刘小枫写道：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出自土地深处的感觉，但我们这代人的土地感觉的确有些不同，因为我们来自的土地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耕耘……对我们的土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痉挛，我们必须做出反思。这是我们的命相和财富，学问的热情来自于此。问题在于，我们当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现代西方哲学是否能够承载我们的反思？（《萌萌祭》）
与萌萌之思不谋而合—这一代人的思考“天生地担负着个人遭遇与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某种命运样的东西”，它才使这一代人成为真正“这一代人”。但让萌萌痛惜不已的是，造就这一代人的非凡的“苦难经验”正被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主义和概念所分割、肢解，“经验”向“语言”生成性转换的可能性也将消磨殆尽，遑论历史苦难与民族复兴的息息相关？两相对照，法国人对“大革命”的研究几乎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史学”的高度并当作法兰西民族给予世界的“文化精神财富”，而中国知识界对那一段历史究竟该凭靠何种哲学来反思？什么样的哲学有能力看清并破除启蒙现代性的迷雾，直面“资本”与“技术”的全球联手给人类文明与命运带来的毁灭性风险？“这哲学”有意志与能力复返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并扎根其上，建立起承担中国百年漂泊的现代命运并为世界承担责任的政教制度与思想形式吗？
如何理解脚下这片土地及其“苦难经验”，简直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罗陀斯”！
萌萌直言，我们不能用“怨恨”就把这场“革命”仅仅归结为“苦难”（“浩劫”、“噩梦”），否则将把它所包含的各种“最为丰富的经验形态的东西一笔勾销”。在一共十五个段落的文字中，萌萌花了七个段落谈论“文革”经验不可化约、不可抹平的弥足珍贵的品性，我们“不能离开自己的经验去谈西方的那些抽象概念”，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独特地区别于别人的经历都是由各种经验构成的”;反之，“个人”丧失真实性及其表达，“民族”则丧失属己的文明种姓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及其表达。萌萌清醒地意识到，归根结底，这片土地历尽苦难的现代性“经验”为“中国现代哲学”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使命：首先要有意志和能力知“彼”—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古今之变，不看清其一以贯之的思想文化内核，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文明对非西方的文明类型乃至整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更要有意志和能力知“己”，知“亦彼亦己”—中华民族的现代性命运因于怎样的内在困难？如何回复中华文明至深之根基以激活其起死回生的复兴能力？中华文明又如何进入世界格局同其他文明类型“彼此”独立互补以至中和从而担当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与责任？这是“土地”与“时代”赋予这一代学人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命运”！于是有萌萌“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那深藏不露的叹息，有她和同代人艰苦卓绝的“拣尽寒枝”与“西学中的夜行”……
一支尾随的军队什么时候才会停下来？不知道。但我们时代来自土地深处的思想者，因其破掉了“西方诸意识形态”的迷梦而开始走出西方，正如萌萌在《关于〈玩偶之家〉的采访》中所说—
今天已经到了“走回自身”，让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真正承担起复兴世界上最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责任。而且这责任自然也包含着用“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精神“为世界承担责任”。
这个路还长得很。
（《萌萌文集》，萌萌著，张志扬编，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零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