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樱
大部分“设计进乡村”还处于造梦阶段，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实证。
乡村建设隐含着发展观的推动，而发展最快的乡村往往被城市侵袭得体无完肤。钱塘江往上游突然做了个转折，把柔情的富春江给推了出来。一个持续缓慢的不断建造了几个世纪的乡村东梓关，无意中缔造了村民物质空间变幻的次序过程。在这个“年轮”的中心，出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住宅形式，在互联网上首先引发惊艳。相对于照片光速的传播方式，村庄、乡镇、邻村、学者、规划、设计都具有更强的叙述能力。最终“破题”的，还是美。
破题，边缘的机会
浙江富阳市东梓关村迄今保留了80余座古民居，因为地处偏僻，这里尚未受到城市化的影响
春节至今，到浙江富阳东梓关参观回迁房而挂着全国各地牌照的车，挤进了这个偏僻的小村庄。“感觉置身在吴冠中的江南水墨画里”，是村里新落成的回迁农居房在网络上造成的视觉印象。盛国宏在规划局的食堂里给我推过来一个富春大包。“感谢微信微博这样的视觉时代”，他有些自嘲。东梓关半年前举办过一次设计论坛，邀请了几十所国内设计院所和乡建专家。没想到真正引起大众关注的，还是gad设计师孟凡浩在个人微博上发出的几张照片。
1367元是每平方米回迁房的造价，是乡村和设计单位达成的一致。在此基础上，设计为农民发挥着尽可能大的能量。我曾在8年前到过富阳偏僻乡村采访遗留下来的造纸池，农民在极寒天气里浸泡竹子和草。东梓关也曾是一级手工纸之乡，早已衰落的传统手工业没有改变乡村的力量。而现在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早就脱离了旧的范式。回迁房，包含着政府对传统农业文明现代转型的制度建设和预期，没有外力资本进入的情况下，靠的是农民对生活改善的内在需求。
我到东梓关时，正逢这里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本地老话讲“穷过年富过节”，不似北方的市集以商贸为主。江南趁着阳春晴朗的天气，每个村庄轮流坐庄，宴请自家尤其是外村的宾朋。大圆桌子板和大蒸笼滚来滚去在青石板路上造成了哗啦啦的声音。和郁达夫写的一样，“村子里的小路很多，有些是石砌的，有些是黄泥的，只有一条石板砌成的大道，曲折横穿在村里的人家和那池塘的中间，这大约是官道了”。
跟着圆桌子板向门牌号为A21的小门里滚过去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江南式样的新居气派的木门，去掉了富阳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高门槛，连同那个孙权称帝后回乡使人山人海将道路踏低的民间讲究。老两口正在以七十大寿的名义宴请。方家挨着村里的老中心街道，也离公共停车场最近，是目前东梓关回迁房项目里最热闹的一栋，外挂彩旗，厨房里不断冒出香味。
46户独立小楼分为四种户型，参差相邻，互为角度，彼此照应。江南民居的曲线屋顶，尤其是吴冠中笔下抽象了的微曲而优雅的屋顶线条，与实墙成了视觉切入点。常见的对坡屋顶和单坡屋顶，被重构成了连续的不对称坡，针对单体建筑的形体塑造屋面线条轮廓。单元的独立和群体屋面形成微妙的连续感，若即若离。
窗户总共有四种尺寸，窗口大小不一，正和“建筑三明治”的另一带，80余栋建于上世纪初的古建筑，形成了呼应。老建筑白墙上也开了小窗，圆形、方形都不大，以往的生活经验是“邻家起火了，只要用湿棉被堵住窗户，就可以保住自家”。一楼的墙外都有不大的漏窗和透雕装饰。新居把这两个“神韵”的片段截取，在外仿佛觉得这画一样的屋子沒几扇窗，到里面才能体会朝向院落的半虚和玻璃采光的内向感。外实内虚，具有体积感的房屋容纳了农村房屋的基本功能。二楼阳台上晒的腊肉，只有通过二楼的栅栏才能看见，而隔壁的房屋只有一个不取景的窗户朝向自家阳台，视线的高低恰好避免了碰头的尴尬。
按照黄公望的截取角度，“山色晴阴好，林光早晚各”的《富春山居图》里最精华的一段，就是沿着东梓关的水路无论往上往下，吴思所写“从富阳至桐庐，一百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尽管山水与笔墨之间的关系在一半“自然”对一半“自我”之间，沿着富春江岸从东梓关往富阳的方向走走，还是不禁把眼前的烟树、江水与山的曲线合到对图画的印象里。
晚冬初春的色调正如淡墨，如果在富春江边一片有沙洲蔓延的狭窄处下船，船板往石头台阶上一扔，就步上了东梓关的石阶。久病不愈的郁达夫乘船来这里住了一年，写下《东梓关》。现在问当地老人，还能用吴侬软语背几段文字的描写。从水路而来，五官都不够使用了。鼻子时刻能闻到无名之香，走一段景色变化眼睛不够用，再喝每个地方的泉水味道也不同。这是晚清时沿常山顺水来的人的感受。
古建筑不再能满足村民增长的物质需求
水陆码头为背景的旧时代，一直到2000年才正式停止。到杭州、上海的船票新中国成立后是三五毛钱，到停渡时，到杭州也不过几块钱。早上6点开船，从四面山区来上路的农民，为了这唯一的一班船，要提前一个晚上来东梓关等待。70岁的许如元记得，从爷爷的时代，自家豆腐坊晚上用来发酵熬煮豆子的地上的大火灶，就一直没有熄过。做豆腐的人，深夜两点起床生火，寒冷的江南夜晚，这个豆腐大锅就成了旅人取暖夜话的地方。
千年来自文学书画审视这一段风景的“他者”角度里，几乎都在描摹，一峰一状，一树一态。加州大学的黄公望研究学者韩庄找了一个《富春山居图》里好像没有关联的极小人物做了研究，他行止无定却始终在画卷左端。在残卷之首，小人物沿一平缓的小路顺着河前行，在前景里过桥、穿林，经过浅湾到达一风景极佳的小村。郁达夫沿水路而来，我则走陆路到达，东梓关就是这样的一个“可坐、可游、可居之境”。
沿富春江的公路尚未修好，带上古人的眼光并不容易。近10来年里乡村的汽车普及率逐年增高，开车半小时之内的路程，等一趟公交车的时间比乘车时间还要长。“离城市越近越容易被城市化影响，经济得到发展;离城市越远越容易保存个性，避免了城市对传统乡村肌理的侵袭。”这个“远近公式”，是富阳区规划局副局长盛国宏告诉我的。曾经的乡村一味把落后归因于距离，但随着时代变化，观念更新、交通物流发展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后半句是在近几年里才开始发挥了真正的价值。
被谨慎对待的农民房屋
“我以为这肯定是后面跟着房地产开发商。”村民许友纯毫不遮掩自己两年前对于“设计”这两个字的排斥。和他一样想法的村民是大多数。这种早期的模式已经不再被乡村接受。
曾经的“古镇”模式采用大批征地拆迁和旅游、房地产开发之后，对于农村生活的破坏无法再修复。一直偏安一隅的东梓关，对于外来资本和关注总是保持着距离。东梓关隶属于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富阳在2015年撤市并入杭州，从杭州到富阳有专门的杭富大巴，东梓关从富阳最边缘，变成了杭州最边缘。
“我们家本来就在老房子里。”方炳霞和梁罗英夫妇没有在村里建房。方家的儿子们都在富阳工作，有经济能力在村里盖房的时候，2006年老宅已经被下了保护令，谁也不能私自拆改了，要等待村里的统一规划。谁知，这一等就是10年。
当年他们从老宅搬去了富阳城区居住。现在按照村里的政策，70岁之后，父母可以随儿女申请宅基地，大儿子以自己的名义集资购买，并抽签抽中了342平方米的新居，其实就是为了给父母回乡养老。老两口搬进新居正在赶节日里做寿宴。“拿到老房子的拆迁款交了七八成房款。”
东梓关的“回迁”有几层意味。首先是2006年禁拆，2013年开始提上保护议程的80多座明清古民居，陆续搬出了包括方家在内的50户左右人家。这些古建筑由政府统一规划，而拆迁则采取政府代建、农户集资、政策补贴的模式进行回迁安置。其次则是村里无房的村民。相对城市，乡村住房资源并不紧缺。收紧的土地政策和严格的“一户一宅”原则，让村民开始谨慎对待自己的新建住宅。
农居点的整个设计费50万元，连同每栋36万到46万元不等的价格，总费用不到2000万元。以别墅、住宅设计见长的gad是商业设计公司，以杭州附近别墅约千万元左右的售价来说，50万元是一栋别墅的设计费。gad的两位创始合伙人邬晓明和王宇虹全程参与其中，设计师孟凡浩有两年的时间把所有的周末都用在了东梓关，从杭州开车来工作完再开回。动人的建筑，单纯的造型，现代功能性的极大拓展之外，最关键的是最低的造价。即使如此，东梓关的建造，仍然需要极大的执行毅力和政治后盾。村庄的形成本来就没有明确的目标，村落体内的要素不断地协调和更新、成长，才成长出了有地域性、时代感的物质空间。
从传统民居里不断搬离的村民，又不愿意步上城乡结合部的高楼。在越来越固化的宅基地制度下，大量行列式机械布局的农居点，以满铺式层层叠加在过去的山水格局之中。从2012年开始，浙江省内的农村建筑开始有了对新式样的方向性追求。“浙派民居”“杭派民居”等政府主导的工程引进了设计院所和公司。在“美丽乡村”设计比赛中，盛国宏看到了gad设计的山村“九茹村”。那是他的老家，尽管时至今日九茹村还只是一个纸上的梦，对盛国宏的触动却是直接的。建设杭派民居示范点的过程里，他请了好几家浙江设计团队在富阳的乡村里进行设计比拼。他毫不掩饰对东梓关的骄傲，告诉我：“有的设计师看了东梓关以后，偷偷给我发短信，要免费重做。”
东梓关近两三年内得到的政府经费不断在增长，场口镇负责东梓关农居点项目的指导员洪斌给我细细地算账：基础设施投资1000万元，“杭派民居”示范点市级和区级各补贴500万元，内水系治理和“三江两岸”工程修沿江公路等等项目的资金1000多万元，到现在新居落成，农民集资的投入，已经达到6000万元左右的资金。“接下来還要做一个从新农居点到长塘再到河边的建筑外立面连同道路的统一改造，这个钱已经从政府拨下来，设计交给了杭州另一家设计院所。”
原真性：用现代语言重构传统元素
“同裕昌”豆腐经营了三代，如今许如元70岁了，仍然每天3点起床工作
2015到2016年，东梓关人均年收入2万到3万元。参考数是富阳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4万元。但是，为我查找数据的场口镇政府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农村人均收入实际上是一个概数，实数可能会高于这个水平，但难以统计和估算”。村里的人口大约2000人左右，能够参与选举的约800人。10年前东梓关常住人口锐减到过数百人，但近四五年里村民人数回升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因此很多年里，村里的建设用地没有过太多增加。对于村民，农业转为了副业，农田不是转租就是只种些蔬菜。村口有两处民营企业，生产软塑料管和净水器，容纳百余人工作，更多劳动力在富阳、杭州。打工收入只有一个大概数字，还包括了他们的城市生活成本。
东梓关又有其独特的封闭和独立性，未被时代改变过。许家千年以来是东梓关的第一大姓，占据了七成以上村民的姓氏。看看历任村书记的名单，除了解放初另一大姓“申屠”曾担任过一段时间，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里的书记一直姓许。许家早在清末就以子嗣繁盛出了“许十房”这样的大家族，每一房繁衍下去，彼此都论得上亲戚。叫一声表哥，能叫出无数辈去。村书记许时新忙于接待四面八方的来客参观，他年轻不苟言笑，是江南富庶村庄里“能人当政”的典型。
有别于以往纯农业收入的计算方法，如今乡村的财富积累方式，已经完全不同。我在场口镇政府看到了关于“工匠班”之类的手工艺传承的免费课程，然而吸引力远不如去富阳城区或场口镇找个工作。“杭州挣一万不如富阳五千，再不如家门口三千”，好几个年轻人都这么跟我说。场口镇有三个已经建成的集中工业园区，政府就处于其中第一区。第一区有几家上市的制造公司，就业人数旺季达到6000人左右，春节前后的淡季有2000人。目前杭州市全市驾校的统一考试地点就设在场所，考试科目基本至少要住一晚。沿路可看到已经建好今年启用的，服务于驾考的酒店、商业中心和配套措施，农家乐更早先一步发展起来。“除掉个别的民营企业的老板，村民的收入来源多样，工作变化快。”横向比较，号称富阳最富裕的大源，能够统计的也只有民营企业的营收。
非农业生产方式给农村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村民首先对生活方式进行自我界定。“热水器使用太阳能还是太阳能加电能？”“平时是否习惯于在厨房餐桌用餐？是否还需要独立的餐厅？”“如果有安全巡视和底层防护，是否一定要加装防盗护栏？”“二楼是否需要公共活动空间”……看着2014年11月8日设计师给东梓关村民开出的一张问卷，发现答案是真实的乡村生活和观念。
江南的现代村民，对自家的房屋有着怎样的期待？随意走进一户农民家中，就能把一切浪漫情怀全部打消。孟凡浩截取的是两个最普通的片段，时刻提醒着一个问题——“在给谁设计住宅？”一个老人独自在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面对着土灶台吃饭，大家庭围坐用餐的时间对于如今的农村来说，一年里屈指可数。另一个是超过了一个世纪的古民居里，人们把所有的生活用具和物品都悬挂晾晒在木构二楼和庭院，晴冬里外面是辉光四溢，一进屋子却寒天日暮，内部阴暗狭小无法承载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
邬晓明给我看他手机里觉得最漂亮的乡村照片，他觉得瑞士、法国并不稀奇，难得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山村。gad是商业公司，在国内做过不少别墅和商业空间的设计，第一次面对“乡村”设计的真题，就是东梓关。
传统民居的自我意识
东梓关的古建筑群以一个古典的长条形池塘作为核心，向东西两边蔓延。以供销社的食堂为最繁华的据点。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建造院落和建筑的构造都完全不同。“富的人家墙起得高一些，院落大一些，木工更华丽。”想从现状来追寻房屋的历史并不可行。新中国成立后家族私宅已经被村民们分掉了。一户大院居住七八家居民是常有的事。有些依稀的门楣上还有“九世同居”的祝福话。民国以前的式样是以走马堂楼为主，前后两进，中有天井。民国以后的则流行三间二弄，不再看中马头和雕梁，而是以一间堂屋为核心，厅屋组合院落。
这几年古民居受到了保护，村民不能拆改老宅。政府对老房子里的村民统一迁出安置
富阳沿富春江至桐庐水路沿岸的古民居，从2012年开始进入乡镇一级的保护范畴。对于东梓关，一直到2014年之前，村里最大的矛盾和任务就是古民居的保护工程。事实上大部分居民并不留恋这些院子。新中国成立后的拆分和杂院式的居住，“文革”期间对于祠堂的彻底拆毁，到了80年代以后乡村开始拆掉自家旧宅建新居。很快自建房不再满足于原址的拆建，相对于沿着河岸和池塘的老宅之间按照传统几乎没有一丝空隙，自建房开始靠近公路。许友纯说，自己家8年前建房的时候，是用过去老屋的宅基地置换了一块，而老屋拆除后修建了村里的菜市场。新家面对着村里最主要的车道，另一边紧挨着防洪沟，与弟弟的家对面而居。许家大院、许六房、八房、安雅堂等深宅大院、小楼小院都因为间距过密面积有限被放弃了拆除。
“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人们走到长塘附近的古民居当中沉醉不已。对于外来游客，这些地方文化特色带来的冲击力是显而易见的，引起注目的水景有一外一内。古民居靠近内水长塘，江则是不宽不窄。从狭窄曲折的小巷往敞开的空间行走，是人享受其轻松的对比感。本地人的自我意识在建筑中的体现呢？簇新的村史馆位于新居和老民居的必经之路上。总有不少本地老人一遍又一遍地看。老照片里的东梓关池塘和今天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化，而东梓关人的生产和生活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邬晓明说，有些马头墙被粉刷失去了斑驳感，到他们不断感叹之后，村里现在不再刷白马头墙。传统建筑集体呈现出来的效果，是几百年里集居起来的村民生活的结果。他们使用木匠和代代相传的基础，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下，按照自家财力建造出来的整体环境，在上世纪初时建造的式样依然看得出各家的巧思。有一户两侧向里收的大院，直接把门厅设在了临街的位置，两侧的细小木格档里是玻璃的大窗户，无论从街上往里还是从家里往外。有的小楼采取单面斜顶的形式面对池塘，有些在与池塘的连接处设立了自家的水上平台，这些建筑本来具备的斜线的动感和开口的随意，都构成了天然的情趣。
设计师却必须破除这曾经由风水、信仰和家族支撑起来的秩序，把一个时间段的建筑有机成长，集中起来一次完成。“如果由设计师来安排谁家的屋顶高，这种事情在乡村里可以闹得天翻地覆。”农居怎么转型？与以往生活方式割裂的是，在浙江鄉村，房屋层数已经成了价值象征。即使四楼五楼不住人也不装修。一层到二层的旧式建筑被彻底放弃，三层是一个基本线。
在征求村民的意见时，还有一个要求得到了全票的通过，就是不和邻居共用一墙。但农居点这样的建筑难以单体为中心而造。每户120平方米宅基地，看似随意集居的建筑，彼此之间却有“小开间大进深”和“大开间小进深”两种不同方向的单元组成。以“间”为单位，由院落作为空间组织方式构成建筑群。一群有几个单元“自由”的组合。
这里的秩序是人为设计的因素。完全不规整的各种形状的道路，又按照团块的逻辑各自组合起来。每一户通过使用功能，有三个透明度完全不同的院落。由南进入的最为宽敞的前院，以花砖隔墙形成视线的穿越与交流，光照充足。内院给餐厅别开一院，扩展了堂屋和起居的空间，是家庭的内聚空间。后院保障后勤，是厨房、农用工具房、电瓶车的放置地。从开敞到静谧再到私密，形成了空间的序列。
传统问题通过技术一次性解决了。比如PVC水管成为农村标配的前提下，新居把所有的水管隐藏在立面之中，而下雨较多无组织排水的问题，在檐口设计内檐沟来组织排水。路面的开口处有从宽向窄的，也有全然被一堵白墙遮掩。原本古民居之间的关系就是偶然的，没有必然逻辑，高低交错。新居中对称和均衡被基本遵守，但偶然的不规则反而像现代建筑，有一点自由，予我一种畅然的快感。
防火不再是住宅的重点，大片高高低低的白壁向前推进或向后伸展成为院落，屋高院小，屋顶不仅保留了人字形，还衍生了连续的人字形。最简单的硬山房，也就是白壁直接支承的青瓦为顶被取消。江南一带的水乡建筑过去大多沿河而建，平行排列，不太容易显示出青白对比的美感。离开河边，站在一片田野中反而能看出白色墙壁重新焕发出基础的美感，将后面那些翠绿、赭红、棕黄色的瓷砖贴面“洋楼”遮挡住了。
“空间贫困”
到富阳农村，很难听到村民称自家楼房为“别墅”。现在零散地给某户批地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农居点”是一个针对整块村里划拨的宅基地，沿江的农村形成了普遍的建筑模式。
“排排坐”是盛国宏给这样的集中兴建住宅起的一个形象的名字。采访到后来，我大概明白了盛国宏所谓的“所有的村庄具备的条件都是不同的，而一眼望去，建筑的类型却是一模一样”这样千村一面的苦恼。
“空间贫困”并非指一个绝对值，而是相对于乡村收入而言的，亟待改善的村民居住条件。“乡村随着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像一个隐形的缩小的城市。城市千篇一律，乡村就更是如此。”村民只有在对应地说起城市里的房子时才会用到这个词，“城里买套房给孩子上学结婚，老家建个别墅住”是许友纯满意的现状，和住郊区买学区房的城市中产阶层想法一致。
回家过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大多数人都在富阳城区工作，也有在杭州的。本来就有商贸传统的东梓关并不鼓励年轻人守在乡下。中午刚招待我吃了一顿丰盛午餐的李富英夫妇，午后1点多就已经走在区村口的塑料管加工厂上班。他们已经60多岁，两个女儿在富阳当老师，是村里人尊重的有文化的家庭。曾经明确的城乡边界，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变得模糊。不过20多分钟车程的富阳城区房价万元以上，随着两年前并入杭州市又上涨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据说早已经没有婚姻上的隔阂了。临近城区就业机会多，政策也不再强制迁出农村户口，青壮年大多把户口留在了乡村，没有因为远走高飞，而无法享受土地红利。
当自由和社会流动不再被抑制，村民们可以绕开惰性的纵向社会，寻求新的机会。过早的发展反而堵住了乡村建筑的空间。有意思的是，过去依靠城市化才能发展，导致离城市最近的城乡结合部最先富裕起来。富阳市区瘦长的五层左右统一乐高积木的小楼并不比农村的情况更乐观，因为全部是小产权，拆迁成本又太高，成了富阳城区特有的形式。另一个特例，是知名建筑师王澍的文村。文村没有任何古建筑，也没有城市价值体系里的自然风景，而是最普通的山乡环境。因为普通所以被有意挑选了。
许友纯和妻子在富阳骨科医院工作，他们见多识广，依然难以逃脱“空间贫困”的弊病。他们找了在建筑单位工作的同学来，设计了一个进门的户外露台，换拖鞋踩木楼梯上二楼以上都是卧室，这已经算得上东梓关村民自建房里最有“设计感”的了。他有一个以进口石材砌成的半圆的穹顶露台，下面，停着自家蓝灰色的汽车。按照农村的生活习惯，把厨房建在了室外，一个阔大的院子包括了停车、柴火灶、鸡窝、狗屋这些基本配置，基本上生活的全部内容都是外向性的一览无余。
经济条件宽裕的时代里，乡村却在遭遇“空间贫困”
坐在哪里就有一堆中年人围上来的书记许时新，与农居点同时进行装修的自家，是用朱红色罗马柱，从中间起向上，把一个四层的独立楼房框了起来。近十几年里造就的东梓关建筑“三明治”的正当中的“馅儿”，就是此类以中西合璧为特点的一排自建房。基本元素包括：尖尖的锐角欧式顶，赭红和墨绿色方形大块瓷砖贴就的外墙，几乎完全一致的楼体和每层的户型，是杭州附近乡村的真实的景观。沿萧山机场下来，一直往杭州的方向去，最大体量的建筑，是满目的“糖葫芦串”。每层一到两个大窗户的方形房间，笔直地向上起四五六层，层高与邻居绝对一致，顶上一个欧式对称的坡屋顶。有些挑高的专门做出的阁楼，尖的角度更加锐利。再出杭州，向富阳的方向行进，则会发现农村的房屋大多变得“矮胖”了。总体上还是以层高、欧式罗马柱和尖顶作为财富象征的。
从“浙派民居”“杭派民居”“美丽乡村”这样政府主导的项目中看，仅富阳就有上百个乡村的住宅建设被纳入进来。乡村建设一系列复杂层面中，仅就这些年统一建造的村民住宅这一点的实践如何？我探访了富阳近几年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村子。从东梓关，顺着富春江水向东走。几公里以外就是两年前才落成的，场口镇第一批农居点联群村。这些房子大多以低调和谐的，蓝色加棕灰色的外立面，用仿石材的外立面代替亮晶晶的瓷砖，统一三层的高度，屋顶是两家共用一个对称的缓坡，而不是锐利的尖顶。底層是封闭式车库和楼房入口，厨房和餐厅也在底层，楼上是起居室和卧室。格局已经大方许多。不过联群村更先进的，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我看到的污水处理系统，已经是浙江省首屈一指的生态污水处理方法，不仅集中收集、灌溉附近的农田，也分为几个级别，就地循环使用。联群村的道路宽阔，来回错车都毫无问题。靠近江边风景最美的地方，是免费的健身器材设施和篮球场
更早的是富阳花1亿元打造的黄公望村。紧靠旅游地和富阳交通要道。因为靠近了高尔夫球场和黄公望隐居地的山林，村庄附近更大面积的是别墅区。黄公望村的政府投资花在了基础管网和公共设施等各方面，可以看到几乎与欧式别墅一模一样外观的村民自建房，不再是土洋结合的小楼。道路、路灯、管线明显标示了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严格按照临近别墅的规格建造和装修。以农家乐的经济形态为主，得天独厚。挂了一个金融小镇的牌子，在入口的地方据说有几家私募基金公司在村口设立了办公室。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位于与富阳城区一江之隔的大源镇望仙村，号称“富春南岸第一富”。望仙村是“空间贫困”的代表。这里中国最大的卷帘门生产基地，全部是民营工厂。1978年建立了第一个电梯厂后，90年代就成为中国卷帘门之乡。烟囱不少，厂区成片，村庄里早早盖起了密密的小楼。大源更像是随处可见的县城，几乎所有的房屋都建于90年代，现在反而像简陋粗糙的向城市化发展到一半又乱了章法的过渡地带。边界由来回都是货车的马路构成，农田在这里更像是珍贵的景色点缀。
望仙村新农居点同样由gad设计，但在样式走中规中矩的路线。从山里流出的活水注入村子，祠堂也被恢复了。随意步入一家，已经看到屋主的进口轿车，和家居摆设。中年夫妻在镇里的工厂从事管理工作，穿着时尚，生活方式也完全城市化了，家里放着流行音乐，他们说：“我们村不存在困难户，但是拆迁修路和建厂的村民却有不少。”房子建好了还有6户人家放弃了，村里就每栋加价10万元，吸引从本村考出去的外地人才回乡买房。“如果不是建得好，这些人可能不会回来了。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已经买了，要回来养老。”只有门口的二分地让他们流露出属于农民的喜悦：“现在超市的菜哪里有我们自己种的好吃。”
文化权力的地域表达
草纸早已消失，这一带最好吃的豆腐“同裕昌”的招牌还在，许如元打了应急灯，招我去自家楼梯拐角的一个细密木格子的碗柜。“向里头看！哝！”我伸长脖子，睁大眼睛，终于看到柜子的隔板上老牌匾，因着木头是上好的结实杉木板，干脆一劈两半，做了这柜子的隔板，已经承载了十来年一家人吃饭的家伙。那眼温暖了几辈旅人的土灶，至今仍在每天凌晨3点准时燃起炉火。
邬晓明告诉我，他至今仍然觉得农居点尚未完成，是因为起初的设计中就有一处关键的“文脉”要素，乡村书院。书院起的最大作用，是把“三明治”的两面新老建筑，通过一个公共配套连接起来。这个书院将用邻村整体拆除的一栋老房子搭建，可是村民分配完房子之后，专门用于这栋公共建筑的款项却没了来由。“书院起到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精神活动的中心，将会成为活力源。”乡村的公共空间被比喻成一棵老槐树，或者公用的水井。这样自然形成的公共空间，在东梓关实际是存在的。
至今三三两两总有人聚集的池塘边的凉亭，是上世纪初村里子孙最多的老人许十房子孙们捐资修建的一所给过路人休息的地方，取名“继善亭”。战乱之中为父母祝寿修建的亭子，大多是希望行旅之人受惠。水路商贸往来频繁造就了东梓关码头文化和豪爽善良的民风。郁达夫在这里养病的一年里，正逢军阀混战的间歇，老百姓少有喘歇，富户们就在自家院落基础上改建或直接兴建房屋。几代人才得造一次房。许家大院、安雅堂都是战争间歇的民间财富积聚的成果。光绪年间创立的东梓小学也借民居办学。
许如元告诉我，老讲究里，四角的木桩要绑上粽子，天亮前破土动工，还得供姜太公，民间传说是防火。梓树是当地人古已有之的最高一根中心梁的第一根椽子，必须是梓木的。梓木比杉木重，有鎮宅的意思。新居的后门，没有与后面房屋的前门相对的。后半部的屋子要比前半部略宽一点，不是绝对的方正。表示后面的日子“长”。“檐水三尺”的距离仍在，两家的屋檐水不至于落在别人家里，富春江一带的古民居外墙相隔六尺是一个老习惯。
“这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肌理。村民的房子不是一蹴而就的。”乡村的生长过程，本身就与开发、规划的思路打了颠倒。政府牵头先花1000多万元，用在看不见的地方，从路管网配置，全部电线上改下，自来水和污水系统，垃圾处理，垃圾桶按类型颜色摆放在街巷的定点位置，每天垃圾车定时清理。把久不疏通的池塘、水渠全部变活，死水成为活水。“现代化”能解决不少问题，但也得做出让步。比如所有的新居村民，都反对在自家房前屋后植树。按城市逻辑，据说现在富阳的别墅区房凭树贵，只因为临一棵大树，别墅价格能高数十万元。而东梓关的讲究是传统富春江岸农村的习俗，家门口不能有大树。因此农居点只能看到一些细小低矮的绿化。
洪斌是让村民做出让步的执行者，他更懂得村民要行使的权利，绝不是谁家墙高谁家墙低这么简单。最后居然能把调查中那么不一致的答案统一了。最大的一个矛盾点，也是现在村民对新居的要求，是要能开车到自家门口。村里正在兴建免费公共停车场，但是时至春节后，几乎家家门口都停着至少一到两辆轿车。许如元带我去看了自家的6部车，从农用车、小板车、电瓶车到三个在城区上班的儿子一家一辆轿车。尽管村庄并没发生过汽车偷盗之类的事，但把交通工具锁在眼皮底下这件事却让很多人非常执着。
许静允正抱着小女儿在路边水渠里玩水。“这是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后来就成了臭水沟，池塘也堵了，去年死水变活水以后，我妈妈、奶奶都要来水里洗菜。”因为习惯于边洗菜洗衣服边聊天，东梓关的妇女把内水系的池塘水渠作为社交场所，现在洗衣服由机器代劳了，就只剩下洗碗是八卦的好时机。这样的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点，却正是书记许时新伤脑筋的地方，村里自循环的水系无法除油，“洗菜还好，油污是漂在水面上的怎么弄？”
一走进村里去，所有的男性都拿着烟过来了，表情不是讨好和惧怕，而是欣喜。人叫洪斌“指导员”，恍如进了什么老电影，我以为是一个外号。场口镇政府为了一个村项目的实施，都会派一个极为熟悉本地或者带有本地血统的干部作为真正的执行人。外婆家就在东梓关，虽然不姓许，却为了东梓关的项目在这里扎了三年。
“本来这一片直面农居点的农地就是下一批村里准备集中起来给大家建房的土地，现在大家一来，摄影机往这一架，这片地动不了了。”这一块土地就是农居点的前景，冬天去虽然看不到什么生机，生长季节却是一片水稻。而作为“前景”，这片一看就七零八落缺乏系统耕作的土地，居然焕发了前所未有的价值。
即使不进入一般意义上被城市人定义的价值体系，乡村原有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仍然真实、有效又和谐。“现在上楼、旅游、民宿、古镇这些说法都不是最受欢迎的了，新农居点是造成了关注，但是热潮一退，将来怎么办，还是在摸索。”他很清楚东梓关的后发优势。近几十年里影响了东梓关人收入结构的不仅有农业和造纸，还有一个以骨伤科为核心的医疗服务业。
许十房的另一个产业是安雅堂。上世纪60年代，政府为名医张绍富在安雅堂开诊。在其他乡村凋敝的地主、乡绅、知识分子信仰中，许十房、张绍富在东梓关的名望却与日俱增。骨伤科医院，是80年代之前，整个东梓关的副业核心。另一个是“春和堂”药房。当时村里有知名的糕点铺、杂货店、烧酒作坊和饮食，许如元记得自己从小就在供销社门口帮母亲卖豆浆，医院的病人们和要上船的客人们排着老长的队伍。
以骨伤科为本，再加上水陆发达，东梓关成了闻名江南的一个以治疗和休养为主体的小村庄。郁达夫来东梓关调养了一年，也是慕名一位学医救国的许大夫。解放前几乎家家人都会给病人提供疗养的床位，60年代兴建的一栋四层住院楼，一栋三层宿舍楼，一个巨大的诊疗大厅的骨伤专科医院至今已是荒烟蔓草。参天大树上，只有蹦跶着的松鼠。80年代中期医院规模需要扩大，成立富阳市骨科医院，整个医疗产业连人带医院转移到富阳，至今仍是浙江乃至全国闻名的骨科。东梓关有许多家庭至今仍以在骨科医院上班为荣。
农居点被认为还原了吴冠中的“江南”
正因为个性鲜明，东梓关才不轻易被城市文化据为己有。比起有意建的土里土气，城市人将“乡村生活”作为奇景欣赏的那些精雕细琢的“朴素”，在东梓关完全看不到。新居之所以能够造价等同于农民自建的房屋，采用的是当代工业化生产的材料，以最经济的砖混结构形式，保温刚性屋面楼板。越是乡土的材料代价越高昂，难以让农民自掏腰包。石、木、泥、竹这些传统素材尽管能唤起地方文化的情感，却难以成为价廉物美的回遷房的主材。加上传统加工手艺失传，生产成本高使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实现这样表相的“乡野”并不是一贯务实的商业设计公司的思路。
农民住宅应该可以禁得起“造”。gad设计总监张微说，必须是最适合农民自己维护和修补房屋的材料。城市建筑代价过高，设计师们纷纷扎入乡村。乡村现代生活其实很少进入建筑和设计的视野当中。农村生活方式，不可能成为艺术家想当然的标本式的“保存”或者创造。邬晓明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农村屋顶最常见的，银光闪闪的太阳能板热水器和墙壁上的空调外挂机。“不是说古建筑不好，而是农村的现代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求他不要用，或者弄出雕梁画栋，对于老百姓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新居中极刁钻的角度我终于发现空调掩藏在虚实的栅栏当中，而屋顶的斜坡正是放置太阳能板和水箱的位置，专门设计了一样大小的受光面。
张微觉得从北欧到日本，“式样”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日本除了和式、洋式建筑，最多的是普通平民的无差别式的实用住宅。“当然他们的栅栏、园林、花木还是有很多特色。”“设计师不是去农村说我给你创造一个房子，而是你需要什么样的房子，把所有的要求都告诉我以后，我加入设计和美观的一些把握。如果有人嘲笑这十来年里乡村那些不土不洋的别墅，回头一看，城市的建筑一样在做‘法式宫廷式的对称、‘纽约公寓式的玻璃，建筑最容易反映出文化的自信与否。”
乡村建设是为谁而建？“城里人带着资本到乡村占有资源，另一些城里人来消费资源，和土地的主人并没有发生太多关系。”孟凡浩指出的是许多打着“乡建”旗号的实质。中国承接全球化一般性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后，产业工人在一般制造业中获得的报酬不足以市民化，原先几亿人“进城”的目标，眼下并不能立刻实现。近两年逆城市化的趋势，是指农村在生态环境、空气质量、食物安全和人际关系上越来越显出了相对城市的优势。在中国目前城市化率还不高的情况下，逆城市化趋势在很多地区却日益增强。东梓关的美，从不因乡村是一个没有改变过的地方，而是一直在时代变化中，保持了原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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