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蔡元培一生当中担任过三个重要公职，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可以说参与了现代中国教育、学术制度的整体性建设，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为何尤其看重“大学”的价值？
蔡磊砢：我的祖父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无论是担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还是中研院院长，都是积极努力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民初任教育总长仅短短六个月时间，提出了“五育并举”教育方针，美育第一次写入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同时主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完善了教育行政管理体系。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学术研究为宗旨，促进了新思潮的传播和学术的繁荣。中央研究院成立标志着国家一级科学体制的形成。蔡先生认为“教育文化是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的基础”，因此积极推动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在担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先生就十分注重高等教育，指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从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但是到了北大改革的时候，他对大学的看法跟他在任教育总长时期已经不一样了，这主要是在西方留学的经历带来的。他看到西方的大学讲思想自由，这是西方大学的一个根本原则，而中国传统教育导致学生“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蔡先生希望通过大学来引入思想自由的原则，让学生们逐渐摆脱中国传统教育的负面影响，培养起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达到养成“新人”以改革中国的最终目的。还有，大学是学术机构，蔡先生一直认为学术可以救国。他到北大就职校长的时候，演说里面首先就是大家要“抱定宗旨”，这个宗旨就是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
蔡先生在北大的改革，不仅限于一所大学，而是考虑对整个高等教育界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影响。20世纪初的北大对于近代中国的意义尤其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德国，他本人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有数年深入学习的经历，深受19世纪德国大学观及其实践的影响。他是要把北京大学按照德国大学的模式进行改造吗？
蔡磊砢：蔡先生是要消化德国大学理念的内核，然后站在老北大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不是说在北京建一个德国式的大学。如果单纯是想把德国大学那一套所有的都搬过来，肯定会失败。蔡先生一生两度留学德国，在莱比锡期间，他一边细心观察和感受德国大学组织管理方式，一边阅读德國大学的相关著作。德国大学，特别是其自由讲学的风气，给蔡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德国大学的理念并非是蔡先生改革北大的唯一思想源泉。蔡先生的思想来源颇为繁杂，法国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此外，中国传统理念在蔡先生的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先生一向强调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但坚决反对盲目崇拜，认为应当批判地加以吸收。1916年他的《文明之消化》一文写道：“吸收者浑沦而吞之，致酿成消化不良之疾。”蔡先生在阐释最核心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时，不用西方的那套话语体系，而是引用《礼记·中庸》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对照当时的北大，没有一个制度跟西方完全一致。比如当时学生要求参加评议会，参与学校决策，蔡先生不同意，认为只有专职教授才有资格进入评议会。而在德国，学生也是可以参与学校决策的。这就是蔡先生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北大的实际情况做出改造的一个例子。蔡先生学习德国大学模式不是在单纯的制度，而是在制度的理念层面。
三联生活周刊：除了德国的思想来源，蔡元培留学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法国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
蔡磊砢：他很少提及法国的大学，但是在法国的经历对他影响也非常大。他讲法兰西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与他公民道德教育的理念密切相关的。教育的一个最高理想是使人建立健全的人格，而健全人格，在他觉得内核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只不过他用儒家的话语去解释，分别对应到“义”“恕”“仁”，用中国传统的东西与之融合。他觉得西方一些理念是好的，其实中国传统里也有，只是我们之前没有深刻地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百年前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除了为中国开启了现代大学的传统，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新文化运动策源地，而这得益于北大会聚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革新派。蔡元培是有意使这些革新派汇拢到北大来的吗？
蔡磊砢：蔡先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意要会聚新文化这批人，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改革时期的北大各门各派同时并存。不仅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刘半农等革新派人物，也有刘师培、黄侃等主张发扬国故的国学大师，还有今文派的崔适、古文派的陈汉章。
蔡先生在延聘学长和教授时是慎重的，一旦聘任了，则给予充分的信任。随着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杂志社搬到北京，钱玄同、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等才陆续走进北大。
三联生活周刊：蔡元培自己是明确偏向革新派的，他如何平衡自身立场与“兼容并包”的原则？
蔡磊砢：蔡先生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都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的确偏向于革新的观念。但他同时是真正包容的，梁漱溟曾评价蔡先生说：“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对于保守派，蔡先生看重他们在学术上的价值。蔡先生曾对学生说：“我是叫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不是学他的君主复辟。”辜鸿铭、刘师培这些保守派也非常尊敬蔡先生。对于新派，蔡先生也不是认可每一个人的思想。比如陈独秀，他的一些思想比较激进，蔡先生并不是完全认同，但他作为校长仍然保护他。陈独秀做文科学长的时候经常在会上与其他人起冲突，蔡先生就帮他去平衡。
蔡磊砢
蔡先生性情是非常温和的，他虽然有自己观点，但不会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去维护。他作为校长，更主要的是营造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一种氛围。有了学术讨论的宽松的环境，各种思想才能产生出来，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得益于北大的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一共七次辞职。辞职是他应对政府干预的独特手段吗？
蔡磊砢：不完全是手段。每一次辞职都是蔡先生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之间的审慎选择。蔡先生的辞职我认为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处世之道有一定关系。
三联生活周刊：事后观之，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造，有什么地方让他感到遗憾或偏离初衷吗？达到了他的期望吗？
蔡磊砢：蔡先生对北大改革的成果不是十分满意的。晚年蔡先生在回忆整顿北大的经历时指出，他在北大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是设立研究所，第二开放女禁，第三倡导新文化运动。“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虽然北大的学术风气得以扭转，但学术成果还是有限的。胡适后来回忆也提到，研究的成果是有限的。
但是整体来说，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造是成功的，他为北大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北大的精神传统得以奠定，中国文化也由此开启一个新纪元。正因如此，今天的北大人，还会对蔡校长有这样一份敬仰和怀念。在北大校园里蔡先生的雕塑前，是永远摆满了鲜花的，永远有老师同学去祭奠他。杜威曾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磊砢，蔡元培先生孙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蔡元培研究，发表的论文有《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困境与变迁》《“萧规曹随”——蔡元培与蒋梦麟治校理念之比较》《美育的独立价值——对蔡元培美育思想的再认识》《蔡元培：中国教育的奠基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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