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诗婷
鲁迅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价值立场，但学生们更倾向于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知识对象。
三联生活周刊：因为一些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很少讨论傅斯年的，但最近这些年，对于他的讨论好像又多起来了。
姜涛：最近20年对于傅斯年的讨论开始多起来了，之前是因为政治原因很少讨论。现在讨论傅斯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五四”时期，他参与的学生运动和他在新文化方面的尝试，另一方面是讨论他对于建立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贡献。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中，傅斯年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吗？其他大部分人都是老师，而他是学生。
姜涛：这个问题维拉·施瓦支在《中国的启蒙运动里》提到过，我们现在也普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师生两代人的合作。老师那部分包括胡适、周氏兄弟、李大钊等，他们当时都是北大的老师。学生包括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朱自清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学生，也是新潮社的成员。傅斯年和罗家伦是新潮社的领袖，他们当时非常活跃，写了大量的文化、思想方面的文章，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学生一代的代表。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老师们提供大的方略，学生们是实施者，是更具体地贯彻新文化学术主张、文化主张的人，而且和很多老师相比，他们对于现代学术的掌握更完整。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他们会更完整？
姜涛：傅斯年这批人当时是大学生，学术上已经很有实力。这批人很有意思，他们和老师们的关系很微妙，很多人在学术和学识上都不输给老师。傅斯年当时是《新潮》杂志的发起人，《新潮》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相辅相成，一个是学生创办的，一个是老师创办的。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某种程度上，《新潮》的文章质量还要好于《新青年》，因为这些学生比老师们受到了更系统的学术训练，所以写起学术文章来反而更具体，更讲究方法论。
三联生活周刊：《新潮》杂志可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能体现傅斯年主张和贡献的一个载体。你也提到了它和《新青年》的关系，这两本杂志最主要的异同点是什么？
姜涛：我比较过《新青年》和《新潮》这两本刊物的文章。《新青年》上的文章很多都是战斗檄文，是宣言式的，侧重于提出问题。而《新潮》更倾向于把观点落到具体的学科和具体的知识中。他们当年写了很多长篇论文，涉及心理、文化、语言学等各个方面。《新青年》的文风还是大开大合的，辩论式的，而《新潮》是动辄万字的论文，引经据典。鲁迅曾经给新潮社写过一封信，从这封信里就能看出老师一辈和学生一辈不同的主张，鲁迅在信中给傅斯年他们提意见，说他们关于科学的、论文式的文章太多了，实际效果不一定好，希望他们多发些议论文，像“蛇”一样警觉，反对旧秩序。后来，傅斯年在《新潮》中写了《答鲁迅》一文，把自己和同伴比作“猫头鹰”，以传播海外知识的喧闹来启迪同胞。这就可以看出，鲁迅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个价值立场，但学生们更倾向于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一个知识对象。他们觉得，新文化运动不是立场问题，需要赋予它内涵，要理解它，把它展开，要做学术工作、搞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觉得傅斯年等人和《新潮》杂志在当时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
姜濤：刚提到的那些学术文章是《新潮》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当时最能代表北方新文化运动主张的刊物之一。傅斯年后期成为建立国内学术体系最重要的人物，事实上，当年在北大时，他已经有这方面的意识，也做了一些工作。《新潮》杂志实际运营的时间并不长，那个时期的刊物都很短命。但当时新潮社还出了一些书，也走出了很多人才。1919年之后，包括傅斯年在内的很多新潮社成员都选择留洋，而不是继续革命或参与社会运动。归国后，他们也都成了大学者，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重要人物。
三联生活周刊：师生两代人对于新文化运动不同的理解和采取的不同策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是你刚提到的，学生一代对现代学术掌握得更完整吗？
姜涛：这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另一部分原因我觉得也很重要。包括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这些老师辈，他们都经历过辛亥革命，是革命的一代人。但傅斯年这辈人没太参与过革命，他们从一开始就站在新旧文化的转折起点上。所以，在他们那里，“新”不只是一种价值姿态，也是需要落实、具体化的一种可能性，因而更关注具体实施的策略，也更具整体视野。实际上，上世纪20年代开始，辛亥革命的一辈人已经到了中老年，渐渐开始边缘化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代人才是20年代之后这段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主力。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包含了新旧两代人的合作、对话以及转换的复杂关系。但胡适在这其中是比较特殊的，他虽然是北大老师，但年纪上比傅斯年他们大不了几岁，关系很亲密。他们更像是一代人，在之后的道路选择上也相对接近。
三联生活周刊：的确，傅斯年和胡适的关系是经常被提到的，在您看来，他们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
姜涛：在北大时，胡适和傅斯年的关系就很近了。当时有些北大师生反对胡适，但傅斯年力挺他。整体来说，两个人的路径是非常像的，走的都是学术路线，对学术界影响深远。傅斯年个性激进、外向，有领袖气质和特别强烈的精英意识。相对而言，胡适的个性更温和。傅斯年在个性和立场上，似乎比胡适更坚定，想得更清楚，他在某些方面反而影响过自己的这位老师。胡适在后期的经历中，还有很多思想、方向上的变动，但傅斯年似乎是从北大时期起对自己这一生要做的事就很明确了。
三联生活周刊：王汎森教授在《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提到过，傅斯年留学期间从英国辗转到德国，在各种学科间徘徊，最终也没有拿到一个学位。胡适甚至认为，留学那七年的傅斯年是相对懒散的，你怎么看他这段留学经历？
姜涛：傅斯年这种留学经历在那个时期的中国学者中也并非个例，蔡元培留学时也广泛涉猎各种学科，但未取得任何学位。傅斯年还是希望打通各个学科，对学术有一个整体的认知和把握。你可以比较一下，这批人里出国后做学问最专的是刘半农。刘半农是上海鸳鸯蝴蝶派出来的，后来入了北大，文化身份上他应该是有一种不自信的。所以出国后选择做最专深的学问，其中有寻求身份认同的意思。但傅斯年更有大局观，他为自己未来工作的定义也并非局限于某一学科，而是要做整体性的工作。留学那些年他所广泛涉猎的学科，对于他对基本学术规则、方法论和内在精神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国内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文化的建立而言，傅斯年归国后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非常重要的，你如何看待“史语所”对于学术界的贡献？
姜涛：“史语所”非常重要，它当时集合了傅斯年那一代最优秀的学者，按照王汎森的说法，这些人在一起实际上是构建了一个现代学术社会。这个说法的意思是，他们不光是推行了很多先进的学术方法，还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学术组织。这个组织简单来说就是拓展了人脉，把优秀的学者组织起来，建立起一个场域。当年的很多学术方法和学术组织形式影响至今。1949年之后，“史语所”转移到台湾，而傅斯年成为台湾大学的校长。在台大，傅斯年的作用相当于北大的蔡元培。所以，“史语所”和傅斯年不仅推进了大陆学术体系的建立，其一手建立的学术体系，后来也延伸到了台湾。
三联生活周刊：《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提到过傅斯年对自己的一个评价，很有意思。他总结他们那代人：“我们只知道新思想可贵，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你怎么看他的这个自我认知？
姜涛：我不知道这是在什么语境下的判断。但在我看来，这代人有非常现代的、原理性的学术训练和学术能力，但因为从小受到过严苛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所以内心的士大夫情怀还在。虽然傅斯年选择了搞学术，不是去革命、去做社会运动，但他走学术路线的初衷依然是有家国情怀的，学术是他选择的方法和路径。这个在《新潮》杂志时期，他就阐述得很清楚了。总体来讲，傅斯年是活在公共领域中的人，即便不从官，也有出仕的精神，不仅是他，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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