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长文
1974年，我所在的那个小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上面传来消息说，半个月以后，将有外国人到我们这个小城进行参观访问。
那一年，我十一岁，读小学五年级。
这是一个确切的消息，是老师在课堂上向我们宣布的。
也就是在这一天，放学到家，所有的家长也都知道了这个消息。
据说，要来的是芬兰人。芬兰在哪里，我们不知道，这个欧洲小国的名字，我们那时也是第一次听说，起码对十一岁的我是第一次。
我们那个小城，名字叫丹江口。地处鄂西北。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将流经丹江口的汉江河拦了起来，建造了一座大坝，这座大坝的名字就叫丹江大坝。那时，丹江大坝主要负责向中南五省供电。老师说，就连武钢用的电，也是我们丹江口水电站发出的。芬兰人到丹江口来干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觉得，这大约与丹江大坝隐隐约约有着什么关系。
那个阶段，迎接外国来宾的事儿变成了一个乐此不疲的话题，一切的一切，差不多都和这个有关系。
听说了吧，芬兰人要来。听说了听说了，我们单位已经传达了。芬兰人来这里干嘛？不知道啊，这两天我也在琢磨，是不是与大坝有关系，当年苏联专家来过这里，这个方面要保密的话，难度估计很大，这个大坝很重要啊，大三线建设就指着它供电了。是啊，这里面不会出现问题吧。难说呀，还是得防着点儿，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亡我之心不死啊。大人们见面，一般都会以此开头，进行着无休无止的研讨。
是啊，芬兰人为什么要来丹江口，中国幅员辽阔，那么多大城市不去，却要来我们这个小城，为什么呢。要知道在那之前，丹江口的人去大武汉出差，武汉的营业员往往把丹江口音当做河南口音，故而把丹江口人当做河南人，为这个，丹江口人没少生过气。牛什么呢，武钢，那么大的企业，不是一样得用我們的电吗，有本事你武汉人就别用我们丹江口的电。
虽然生闷气，但丹江口人也明白，自己这个小城市，离人家武汉的确差出一大截。也因此，小城人就更想知道，芬兰人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大城市不去，而要不辞辛苦地来这里呢？
在这种巨大的悬念里，丹江口人首先感到遗憾的是，芬兰人来得有点太急切了，要是提前个三五个月通知一下，那丹江口的市容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了。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就发生在丹江口邻近的襄樊市。
襄樊，那会儿还不叫襄阳市，而是叫襄樊市。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在襄阳一带曾经和日本人恨恨地干过一仗，国民党上将张自忠就是在那场战役里阵亡的。70年代初期，大陆政府特赦了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将军，这期间，政府曾组织这些战犯到襄樊参观。据说，襄樊市就较好地利用了那次机会，上了一批重点市政建设工程，听说这批工程的竣工极大地提升了襄樊的城市形象，也使得当年的那批国民党战犯深受教育，为这些战犯的真正认罪产生了较好的效果。
那么丹江口呢，假设外国人要是晚几个月来参观，丹江口不照样可以乘机建设出一大批的市政工程么，这完全有可能，前面都有车了，后面还能没有辙吗？笑话！
市政工程既然搞不成，那就干能干的工作吧。所谓能干的工作，或者说丹江口人所能做的，其实也就是大搞城市卫生运动了。那一年的那半个月里，机关、学校包括街道居委会，都组织过几次大的卫生活动。人们拿着扫把、垃圾篓、铁锨，把边边角角的垃圾统统地扫在一起，有的人还推来了独轮车，将清理出的大堆的垃圾送到垃圾堆上。
毫无疑问，劳动的过程充满了热烈。
老王啊，听说外国人里，有的不错，有的，可就不那么友好了，对咱中国比较敌视。他要是觉得你穿得不好，不排场，就有可能会拿起照相机把你拍一家伙。听说在北京还是哪儿，具体地方我忘了，总之吧是在一个什么城市，有一天，一个外国人遇到了咱一个煤矿工人。你想啊，煤矿上的同志么，刚从井下出来，身上脸上那不一个黑么。结果呢，外国人觉得咱中国人脏，就给那个煤矿工人冷不丁地拍了一家伙。咱这个煤矿工人不明就里啊，想了想明白了，哦，原来是想通过这个情况来反映咱中国人啊。怎么办呢，要说呢咱这个矿工兄弟也不含糊，当场就想了个办法。
哦，什么办法？
你看你这个人急的，平时干工作呢腰来腿不来的，没见你积极过，听个故事倒还怪积极的，我把烟点上再说行不行，看见没有，你旁边的垃圾给一扫把就过来了。刚才说哪儿了，哦对了，说到那个煤矿工人，怎样和外国人斗法儿。那个煤矿工人当时就对外国人说，你等等，我马上就来，说完，那个煤矿工人就转身跑了。
回去洗澡换衣服？
你纯粹是个猪啊，到了这个关口，哪还有时间干这个呀？那个煤矿工人是到离他很近的市场上，割了几斤猪肉，他把肉拿回来，稳当当地举到胸前，让那个外国人拍，结果那个外国人不拍了。为啥，他把这个拍进去，拿回去人家一看，哦，感情中国人怪富裕的，吃个肉很轻松啊。那不明摆着是在替咱们作宣传么。
听话的那个人就直点头。
说起来，那段日子里，我们这些小学生是最兴奋也是最紧张的了。我所在的学习小组，就为这么个情况不厌其烦地演习了好几次。
演习一般是这样的，一个人当考生，同组的另外几个少男少女就成了考官，然后就是考官提问，考生回答。
葫芦头，我先问你，要是外国人在街上，比如在你面前故意撒一把分分儿钱，你咋办？我就不理它，看也不看它一眼。错了，你要讲究文明礼貌，把它捡起来，还给外国人。
葫芦头，要是外国人问你们家生活幸福不，你咋说？当然幸福喽，旧社会，咱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土，新社会，我们贫下中农当家作主过上了幸福生活。
要是问你丹江口这个地方有没有驻军，还有关于丹江大坝的情况时，你怎么说？我就告诉他那是国家机密不能乱说。你个臭和尚，就你问题多。我来问问你，如果在你面前放上一张十块钱的票子，再放上一个五角星呀或者小红旗什么的，让你选择，你怎么选？
于是，新一轮的鸟儿问答就又开始了。
那时，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男的在丹江码头上扛包子，女的是个拉板车的，两口子干完活儿下班后，除了参加居委会组织的打扫卫生的活动，自己家也顺便发动了一次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把家里也里里外外地拾掇了一遍。窗子擦了，厨房的那个几百年没有洗过的碗柜，也用开水洗了好几遍，灶台上黑黢黢的抹布，也不再乱扔，就连尿罐也用刷子来回地清洗了好一家伙。有一天，见日头怪厉害，拉板车的女人还把自己家的一床红被面的新被子，专门拿到日头下晒晒，嘴里说，这床被子，原来是准备解放台湾后，支援台湾人民的。到时候，看看外国人穷不，要是穷的话，态度上对咱中国也很友好，我就把它支援给外国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这也是国际主义行为。
那一天，拉板车的女人没有去上班，专门在家负责看护被子。是的了，既然有可能支援给外国人，就有必要把它晒得软软活活的，要不，就有可能让外国人笑话咱们中国。
时间在一天天地临近，我们这些学生走在放学的路上，队伍也愈加地整齐起来了，因为我们不知道芬兰人会不会提前来到我们这个小城，于是我们索性提前进入状态，小城的上空，于是便高高地飘扬起学生们嘹亮的革命歌曲。
第十二天了。
第十三天了。
第十四天了。
第十五天了。
可是，该死的芬兰人却没有如期出现。
我们有点急躁，也有点生气，我们觉得外国人可不咋的，一点组织纪律性也没有，但很快我就原谅也理解他们了，他们要是也一样地守纪律，那恐怕就不是他们了。外国人么，本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要不，他们能在朝鲜战场上，让咱们的解放军打败了联合国么。对了，这个联合国军里，有没有芬兰人？
不知道。
再等，等到第二十天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绝望了。
该死的芬兰人，大约真的不来了。
责任编辑/董晓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