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林
那时，我是个刚满二十岁的年轻人。
那时，我是个初出茅庐的警察。
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夜晚。记得老杨不停地抽烟，潮虫一样的烟头乱糟糟地爬了一地。工棚里又冷又潮，飘荡着刺鼻的烟草、尘土和油漆的混和气味。工棚里空空荡荡，地上只有丢弃的几块砖头。我和老杨把报纸铺在砖头上就坐在上面。但我坐着的时候少，站着的时候多，我不停地走动，跺脚，活动身体，用以抵御仿佛已经凝滞了的寒冷空气。当时我的心情坏极了。我在心里埋怨老杨抽着廉价的劣质香烟，烟味儿熏得我头疼，睁不开眼。但我也知道老杨是没办法，他的老婆刚从农村来没有工作，他还有两個孩子，一个警察低微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实在困难。其实真正使我心情烦躁的原因是我们已经整整耗费了十四个夜晚而毫无所获，我觉得这种守株待兔式地蹲守实在熬人。等什么时候抓到那个用刀片割妇女屁股的混蛋非足足实实揍他一顿，出出这些天的恶气。
今天是第十五夜。
这片小区共埋伏下三个小组，每组两人，我和老杨是一组。老杨在我们第一天蹲守的前一天，就选好了这个四面透风的临建工棚。老杨带着我到现场观察了地形。老杨是个有经验的老警察，见过世面，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年轻时是个工程兵，在青藏高原上修一条很长很长的公路。老杨说修路非常苦，非常危险，公路修好一段，接着往前走修下一段，好多人没能跟着队伍往前走，尸骨就埋在了公路边上。听说，老杨自己也受过伤。
后来我更频繁地来回走动，弄得灰尘满屋飞扬，那是烦躁心态的表露。我问老杨，我们还要坚持多久？老杨说，这不好说。也许今天就有结果，也许永远没有结果。我说，你这等于没说。老杨说，年纪轻轻的，这么熬着，也确实够受的。正是贪睡的时候嘛！来，咱哥俩聊聊，我给你讲个故事。有烟吗？老杨的岁数比我大三十还拐弯，比我父亲还大，他却老是哥俩哥俩的，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我曾跟他说过，您别老哥俩哥俩的，您都能当我叔了。老杨却不在乎，老杨说，哪儿那么多说的，齐肩膀为兄弟。我给老杨一根烟。老杨眼睛一亮，哟，大重九的，好烟！他把烟横在鼻子下面闭着眼闻，半天才点上。他猛吸一口，一点不剩全部吞进肚里，再让烟一点一点从鼻孔里冒出。老杨慢悠悠地讲起了他的故事。老杨说……有一次我受了伤，一块汽车轮胎大小的石头从我左大腿上滚过，当时我好像没感到疼，但等我刚要站起来，就像谁给了我一刀，身子猛的一震，一下就坐在地上。我立即被人用担架抬离工地。我们工程大队只有一个卫生员，他看了看我的伤说可能是粉碎性骨折。他所能做到的是给我的腿打上夹板再用纱布包起来。很快我的腿就肿了起来，又疼又胀，像电线杆一样粗。当时天气很冷，比现在要冷得多，如不及时治，冻也能把腿冻坏。我们大队刚到此地，不熟悉周围环境，看了地图距我们施工点最近的一个旗也有百十来里地，四周当然没有路，我们当初是步行半个月才走进来的。
两个战士一前一后抬着我，卫生员刘平跟在担架后面，我们上路了。距我们施工点正北八十里安扎着另一个施工大队，刘平说那儿的卫生员是他的老师，比较有经验，他可能会有些办法。再说那儿还有一部手摇电话，可以与外界联系，到那时办法就多了。但出发以后，情况比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我们先小心翼翼地下山。人空着身子下山都困难，抬着担架下山其艰难可想而知。为了保证我的安全，卫生员刘平他们用背包带把我绑在担架上，他们两个人在前面，一个人在后面，一点一点挪着终于下了山。天完全黑了，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人在这样低的温度下，用不了多久就会冻僵的。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不管天气多么恶劣，决不能停下来，走一步，离目的地就近一步。脚踏上去的地方全是碎石头，两个战士走不多远鞋就破了，脚磨出了血。我实在不忍心，执意要下来自己走。卫生员刘平说，那怎么行？你这条腿再不仔细点就保不住啦！再说，你自己根本走不了。天朦朦亮的时候，我们好像走出了碎石区，脚下是松软的沙漠。这一夜艰难地行进，我们只走出二十里地。
我们坐在沙漠上休息，吃随身带的干粮。两个年轻的战士和卫生员刘平，吃完干粮躺在地上呼呼地睡着了。这时我的腿疼痛加剧，像灌了铅，一拱一拱地疼。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不多时我们就感到热浪一阵阵袭来。从夜间到白天，我们从一个地狱到了另一个地狱。水很快没了。两个战士走起路来直打晃，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大概总共只走出四十里，还有一半的路程，这样下去我们都得渴死。我一滚从担架上下来，说，你们不要管我了，自己走吧。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片沙漠里。两个战士和卫生员刘平都坚决不同意，都说能坚持。他们抬着我又接着走，近中午，周围全是白光，我迷迷糊糊觉得两个战士艰难地迈出最后几步后，终于与担架一起歪倒在滚烫的沙漠上。我不知道卫生员刘平哪儿去了，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就这样死去了。我们不久就会变成木乃伊，成为这片沙漠的祭品。那一刻我没有感到痛苦。
但是我们奇迹般地得救了。我们不知道前面是一个劳改农场，那是被沙漠包围着的一块绿洲。一个战士放马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时发现了我们。命保住了，我这条腿的情况却非常糟糕，已经发炎溃烂，往外流着黄水，像一条保存不当已经变质的大鱼。为防止坏死，不得不打开夹板，刚一打开，恶臭直往鼻子里蹿。我绝望地哭了。我刚十七岁，我不能没有这条腿。比我只大两岁的卫生员刘平也哭了，不停地嘟囔，怪自己没能尽到责任。农场的李场长来看我们，问明情况后说，不用发愁，我给你们找个人，说不定腿就保住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不一会，一个战士领来一个人。此人，中等个，精瘦，操浙江普通话，他蹲下仔细看了看我的腿，对李厂长说，能找一只正下蛋的老母鸡吗？那个战士出去工夫不大就拎来一只母鸡。母鸡扑棱着翅膀，呱呱大叫。浙江人告诉战士让伙房把鸡宰了，只留给他一张完整的鸡皮。战士拎着鸡走了，屋子里也没有了吵人的鸡叫声。我、卫生员刘平和两个战士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浙江人。我禁不住问他，您打算怎么治？我的腿保得住吗？浙江人看了我们一眼，只说了一句话，我尽力而为。他对李场长说，我回宿舍去拿药。李场长点了一下头，说你去吧。半个小时后，那个战士把一张还冒着热气的水淋淋的鸡皮拿来，后脚浙江人也进屋了。浙江人嘴里鼓鼓地嚼着什么东西，说不了话，呜呜地示意战士把鸡皮给他，他拿过鸡皮一抖，果然是一张完整的鸡皮。他用双手揪着鸡皮的两个角，来回扇风，控干水分后，平摊在桌子上吐出嘴里的东西，均匀地摊在平整的鸡皮上。鸡皮上的东西黑黄，像一堆煮得稀烂的草根树叶。我问这是什么？浙江人不答话。他让刘平把我的伤腿清洗干净，然后把摊着药的鸡皮敷在我的腿上，最后用纱布包好。浙江人对我说，不要动，静养几日，应该见效的。卫生员刘平问，不打夹板石膏行吗？浙江人点了点头。我将信将疑，听天由命吧。当天晚上疼痛就减轻了。第二天晚上明显消肿。第三天我已能活动伤腿了。我想我的腿保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