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张长宏和杨翠萍邀请我参加他们第二次婚礼的来信时，我高兴得彻夜不能入眠。我穿起衣服，打开箱子，从箱底找出一个珍藏十一年的纸包，剥开一层层包装纸，最后找出一把明亮的、长约八寸的匕首，坐在沙发上，对着台灯，翻来覆去地看着，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你在干啥？”爱人忽然从床上跳下地，一把夺过我手中的刀，睁大双眼，吃惊地问：“你为啥要寻短见？”
我把她扶坐在身边的沙发上，把她一双手按在我的胸口上，说：“你摸摸，我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怎么能想到不活了呢？”
“那你拿着刀——”她闪动着动人的双眸，疑惑不解地望着我。
我一手紧紧握着她微微发抖的双手，一手拿过那把匕首，深深望了它几眼，摇摇头，叹口气说道：“唉！这把刀是一对情人纯真爱情的见证，也是血淋淋的唯成分论的罪证。”
爱人从斗柜的暖水瓶里给我冲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把台灯的罩子往下压了压，避开强烈光线的刺激说：“是怎么回事，能讲给我听听吗？”
我呷了一口茶，忆起这把匕首的由来——
一九六九年春天，我被当做有海外关系的臭老九送到中条山里双泉大队监督改造，这村子坐落在林密水清的沁河旁。虽说离城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却也风景秀丽。我这个在城里待惯了的“臭老九”背着行李，手提网兜，步行了两天，才来到这个村南的圪梁上。翻过圪梁，进入河谷，就算离村不远了，我放下背包，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喘了两口气，想下河去洗洗脸，忽听到一阵“???”的锣声，由远而近。这锣声不紧不慢、有气无力地响三下，就有一个沙哑而疲劳的声音传了过来。以那几年的经验，我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不祥的兆头。我本能地回到石头旁，朝前望去，从山坳转过来小小一队人。走在前头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长着一张秀气的圆脸庞，黑黑的眉毛，圆圆的大眼。虽说正值年华，却没有丝毫如春的光彩，眼色忧郁，头吊在胸前，一件洗得发了白的卡叽布学生装，补了不少补丁，裤腿挽在膝盖上，赤着一双黑脚，一拐一拐地走着，仔细一看，脚被石子磨破了。她左手提着一面破铜锣，右手拿着一根短木棍，走一截路，用颤抖的手慢腾腾地敲三下。身后，紧跟着她的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蓬头垢面，骨瘦如柴，满脸的皱纹像蜘蛛网似的，身上穿着一件又破又脏的粗布上衣，下身穿着一件破黑棉布裤子，两只又黑又瘦的脚，在地上缓缓移动，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纸板牌子，上面写“走资派杨畔顺”。等姑娘敲完三下锣，老汉便有气无力地喊一句“我是走资派杨畔顺”。一看就知道这是游街示众。旁边还跟着一个看押走资派的人，这人三十五六岁，歪戴着鸭舌帽，眼睛上架着副墨镜，嘴上叼着根纸烟，还背着一支苏制半自动步枪，臂上挂着造反派红袖章，一手拿根树枝，一边吹着口哨，一边骂着：“她娘的，快敲锣！”“死啦！快喊，不喊老子揍死你这走资派！”看着这撕心的景象，我连忙低下头去。
“干什么的？过来。”
我以为这喊声是斥责那几个人的，没有回答。忽然，那几个戴袖章的人走了过来，拿树枝戳了戳我的脸，骂道：“王八蛋，没听见？”
“啊！什么事？”我从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故意招惹我。我心里头辣辣的，真想骂他一句管得宽。可是我还没开口，他又歪着脸，用树枝拨拉拨拉我的头发说：“喂，老子问你是不是臭老九高学书，来这儿监督改造的？”
啊！他早就知道了，难道他是双泉大队造反派头头王酸臭？我来的时候，县革委会主任、造反司令刘久赖开的介绍信，就是叫交给他。我忍住满腔怒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是。”
他把树枝一扬，指着敲锣的姑娘和走资派，咧着嘴说：“我是这个村里造反派队长，是刘司令给我打电话说你来改造，等了两天你不来，不见你的影子，怎啦？不服改造？好，背上行李，跟在老走资派后边，欢迎你进村。听着，锣声一停，你就喊：臭老九高学书来改造啦！”又对老汉说：“老走资派先饶了你，不要喊了，叫这臭老九喊，走资派的闺女敲锣！”真想不到，我就这样被造反派“欢迎”进了双泉村。
经过双泉村中心，我不断按造反派的命令喊着：“臭老九高学书来啦！”我对这种游街示众虽已习惯，满不在乎，可是毕竟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总感觉心里憋着一股子闷气，不想喊，也没力气喊。敲锣的姑娘跟在后面，王酸臭不催她她就不敲，我也不用喊，催她时，她敲的声音又小又慢，尽量不引出太多的人来参观我这个改造对象。穿过街中心再往北一拐，到了一排破窑洞前，我抬头一看，这是羊群饲养场地，三孔破窑前酸枣刺扎成的围栏，围着一群骨瘦如柴的羊。王酸臭走到西面的一孔破窑前，一脚把门踢开，一把把老走资派搡了进去，然后又将我拖了过来，上下打量一番，威严地下着命令：“臭老九高学书听着，双泉大队革命造反战斗队命令：一，只准你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不准乱说乱动；二，不准和老走资派杨畔顺、走资派闺女杨翠萍、狗地主张仁义、地主崽子张长宏说三道四；三，有事向造反派请假，无事老老实实念红书；四，早请示晚汇报，认真改造。如不服改造，严惩不饶。听清楚了吗？”
“听清了。”我无心回答。
王酸臭从我背上拿过包，往窑角一扔，“睡到那谷草上”，然后扬长而去。
刚从亮光处进了窑洞，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我闭上眼静静神，把窗户上挡着的草帘拿开一角，才看清窑洞另一角的草堆上躺着一干瘦的小老头子，这老头大约六十开外的样子，一身衣服成了絮絮，痛苦地呻吟着，他一双无力的眼睛，将我上下打量一番，像是猜测我是什么人，为了什么事加入这个不光彩的队伍。然后他指了指身旁那个被打掉把儿只剩半截壶嘴的瓷茶壶，示意要喝水。我伸手去拿茶壶，刚要送到他嘴边，那敲锣的姑娘一步奔过来，把茶壶挡住，严厉的目光盯住我，声音坚决地说：“不要管他，他是地主，和我们不是一路人。”我说：“他也在这里”她打断我的话：“虽然我们也关在这里，可是不一样，我爸是贫农，共产党员大队书记，如今是走资派，可和他这个地主不一样，过去他是地主，是咱们打倒的对象，我爸爸给他扛过长工，土改分了他的房屋，他能甘心！如今是造反派在整我们，把我们和这种人关在一起，咱不能和他拉拉扯扯。”我的手慢慢移开茶壶，坐回我的行李上，心中说不清是一股什么滋味！就这样，我迷迷糊糊和衣睡着了。
“同志，行行好吧，给我一口水，实在渴死啦！”半夜里我被人摇醒，透过窗户射进来的微弱的月光，我朦朦胧胧地记得，又是那个地主在摇我，请求我给他点水喝，唉！我真是造反派骂的那种需要改造的心肠太软的臭知识分子，虽然心里想着姑娘好心的警告，手却不由自主地把茶壶递了过去，老地主喝了几口，叹口气说：“唉！同志，他们不了解我的心呀！我虽是个地主成分，可我是一个改造分子的地主，我过去剥削人，我有罪，土改为我洗了罪，我又是个新人。我这样想，也这样做，土改没多久我就被摘了帽。我老老实实劳动，自食其力，可是运动一来，就饶不了我啦，人们对我的想法就像石头不会变一样，永远是个坏人，别人都不说好，不了解我的心，都情有可原，我那崽子也不原谅我，说我影响他一生。唉！我想了又想，不如早点死了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