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反复作了说明，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看门的只会摇头。
弄得舅舅一头雾水，昨天听得清清楚楚，如何会出错。后来终于打听到：三多路七号是新四军的一个办事处！
“我打听到这个情况，心里踢突一下：事情可能搞糟了。像我一样，她可能早就改名不叫王叶君了。参加抗日后，怕给家里添麻烦，我改名方良，一直沿用至今，家乡人现在都不知道我的这个名字。你们家细姑可能也是如此，甚至根本就是为了脱离你们家和我们家而改了名，如果这一点她没有隐瞒组织，或是组织上要求她改名掩护身份，倒也关系不大，要是组织上不知道过去的这些底细，再加上我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人来找她，她的麻烦就大了。”舅舅四十年后说起这一点，仍然满脸紧张，额头冒汗，因为“文革”余悸仍在。“我们搞不清楚，细姑是怎样参加新四军的，十年之中她走过了一些什么样的曲折道路，她有没有跟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我想，最有可能的是，当年她和那个连长逃出王家坊后，没有赶上起义部队，但是找到了地下党，走上白区斗争的道路，直到抗战爆发参加新四军。”
舅舅每当想起三多路找人那件事，心理负担很重，更加不敢和家乡任何一个人提起他们的桂林之见。解放后，舅舅作为一个旧职员，也只能悄悄从侧面打听。一九五六年去北京开会，意外得到一条线索，但想到要接受当年在桂林的教训，不敢贸然直接去核实，拖到第二年，舅舅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事从此便不了了之。
我对舅舅说：“我们根据你当年那条线索，再找找看如何？”
“我想，可以试试，不过，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
“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解放后，她还活着？”
舅舅犹豫了片刻，挺有把握地说：“我想她应该活着。”
“那她为什么既不回家，也不和家乡任何人联系呢？”
“她心里的怨恨可能始终没有消除。”
“假定你在桂林对她的访问给她惹下了麻烦，那会如何？”
“我不敢想，从来不敢想，我一想起来就怕。”
我和舅舅真的做了一些寻找细姑的尝试，舅舅那时在北京的时间只有五天，当然，毫无收获。
注：
①一九二六年九月，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占了湖南，以及湖北部分地区。九月初，北伐军从广东南雄、湖南醴陵、湖北通城三路向江西进军。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蒋介石嫡系）为抢头功，率先于二十二日赶到南昌北郊牛行车站附近，接敌作战不顺利，败退。此后，第四军、第七军从湖北回师赣北作战，与北洋军阀部队几经交手，在德安、马回岭击败北兵主力，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十万人马向浙江方面溃败而去。这就是王家坊人所说的，一下子南兵打北兵，一下子北兵打南兵，南昌地区的这场拉锯战打了好几个来回。十一月六日，北伐军攻占南昌。此时，北伐军由广东出师时的八个军扩大到四十个军，蒋介石从此得势。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但是，蒋介石不买这个账，另有打算，扣留了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迁都南昌。历史学家们通常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界定为他叛变革命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之前，他就在江西对共产党下了手：三月六日，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被杀；十六日，撤消了左派倾向鲜明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并解散了学联、封闭了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自此，南昌学生、工人的抗议活动一直不断，直到南昌起义爆发。七月底是南昌夏季酷热的高峰，抗议活动在皇殿侧广场这天流血冲突中也达到高潮。皇殿侧广场七月二十五日这天的流血事件，比起“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毫不逊色，但它完全被几天后的超新星爆发——南昌起义所掩盖。
②刘伯承元帅曾对南昌起义敌我双方兵力做过列表记载。我方兵力：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五千五百人，贺龙部（第二十军）七千五百人，周士第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三千人，朱德的军官教育团留团的部分学兵，蔡廷锴部（第十一军第十师）四千五百人，合计兵力约两万零五百人。蔡廷锴非共产党人，对南昌暴动并不积极，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蔡部在进贤反水。敌方兵力：起义前在南昌城内和城厢，有朱培德警备团，王均部两个团，金汉鼎部一个团，刚由外地开来的第六军一个团，南昌卫戍司令部警卫队，省府警卫队以及一些宪兵、警察武装，共约五六千人，所以暴动作战两个多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但是在南昌外围敌军力量是很强大的，江西周边计有敌军兵力共约十一万七千人，起义部队若固守南昌，没有取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