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莉
人们大多有这样的共识：在医院病房里能看到人间冷暖，人性的本质在这里表现得最透彻。我成为医生，从进入临床阶段第一天接触患者开始，病房里发生的一切就不断刷新着我对人性的认识。
在癌症面前，每个人都会卸下面具，显露最真实的一面。
一个女孩，27岁，胃癌，找到我时已经是晚期了。全家人都知道预后不乐观，但依然坚持做最后的努力，不放弃一丝机会。我很清楚她可能连坚持半年都很困难，但他们还是坦然面对，积极争取，这让我很感动。无论是家人还是医生，都期待奇迹出现。尽管最终我们还是无法阻止疾病的发展，但每一个人都没有留下遗憾。直到最后时刻，女孩和我才知道，他们是她的养父母。
另一个女孩的遭遇却完全不同。她和男朋友一起出国留学，出国前做了胃镜，医生要求她复查，但她没有重视，没复查就直接出国了。半年多后，症状越来越重，再做检查，发现已是胃癌晚期。
双方父母都陪着女孩来医院，看上去都是经济状况和知识素养不错的家庭，两家应该已有婚约，只是未办手续，但子女已经以夫妻的名义一起出国。女孩查出胃癌后，她的父母认为准婆家应该承担女儿的治疗费用，准婆婆也表示“一定全力以赴”，但女孩的母亲一走，准婆婆马上办理出院手续，不治了。
可以预见这个女孩的结局，也大约能猜到她会经历什么样的过程，令人扼腕。
夫妻亦如此，如果其中一人罹患癌症，那么生命的主权属于谁？倾家荡产去看病，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夫妻二人，不同的人生病，家庭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会有所不同，这里面很微妙。
一名男性患者，胰腺癌，不到50岁，女儿正在上中学。胰腺癌被称为“癌王”，是一种非常恶性的肿瘤，目前还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我告诉他，目前的治疗不仅不能让他获益，还会降低生存质量，不建议让家庭背上这么大的经济负担。但患者本人堅决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他妻子也表示就是卖房也要治。
他们夫妻自己的决定，我无话可说，但我一直在想，明知人财两空，还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下的母女俩未来怎么生活？
另一对开小饭馆的夫妻则做了不同的决定。丈夫胃癌晚期，坚决要出院，他希望把钱留给子女和妻子。
对癌症晚期患者不惜一切代价续命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在金钱与医疗之间，也永远存在伦理上的困境。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也许我们都应该跳出来思考生命的价值。
很多时候，“不惜一切代价”更多是表明一种态度。其实，不留遗憾的方式很多，我特别推荐电影《遗愿清单》。
你是否想过，当某个人有一天身患不治之症，生命进入倒计时，他会做些什么、想些什么？电影中两位身患绝症的老人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选择结伴去完成他们曾经的梦想，而不是躺在病榻之上接受痛苦的治疗和他人悲悯的目光。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宝贵的一生而不留遗憾？这不仅是癌症患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课题。
一个女孩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她跟着妈妈长大。妈妈坚强独立、事业有成，女孩长大后在外企工作，很自立，也很懂事。然而，不幸的是，妈妈患了肝内胆管癌，发现时已经很晚了。女孩每天在病房里尽心尽力地照顾妈妈，旁观者都能看到她对妈妈的那份孝心。然而妈妈刚去世，女孩的舅舅就来争遗产，女孩又找到我，希望我为她出庭做证，再帮她一把……
还有一名51岁的男性患者，结肠癌肝转移。到我们这里之后，他妻子要求“死马当成活马医”，甘愿冒任何风险。由于事先有这样的沟通，而且患者事业有成，家庭经济状况也能支撑，所以我们彼此信任，治疗效果不错，给他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命。但他最后还是出现肿瘤晚期导致的肝功能和肾功能衰竭。当患者快不行的时候，患者的一个远亲跑来病房找碴儿，我详细地说明了治疗过程，这件事才算结束。
处于癌症晚期，许多患者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死亡，最后的抢救，对医护人员也是一场不小的考验。
对于癌症晚期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最后我们一般是不主张抢救的，因为从医疗的角度看，这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增加患者的痛苦。但有相当一部分家属是要求抢救的，要求气管插管、心外按压、使用抢救类的药物等。尽管之前会与家属做好这方面的沟通，并要求他们签字同意，但当患者的最后一刻来临时，一些家属常会情绪失控，将怨气和悲伤撒向医护人员。正如老一辈医学大家、协和医院老主任张孝骞教授所说的：当医生每天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本科大学生。上班没几天，一个中年男子因痢疾被送来抢救，他家在农村，条件非常不好，被送来时由于脱水时间太久，中毒性休克，最终未能抢救过来。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自己患者的死亡，家属哭得撕心裂肺，我也站在一旁跟着掉眼泪。
渐渐地，我掉眼泪的次数越来越少，面对死亡越来越波澜不惊。直到后来，2013年前后遇到一个令我刻骨铭心的年轻患者。
她是一名空姐，35岁，患了直肠癌。在整个治疗期间，她和我们配合得很好，我们一起做了各种努力。开始效果也不错，但肿瘤患者越年轻，肿瘤长得越快、越活跃。大概治疗了两年多时间，肿瘤在她肝上转移得一塌糊涂。临终前，她用很微弱的声音对我说：“白主任，我能抱抱你吗？”我懂得她对人生的留恋、对我的期待，毫不犹豫地拥抱了她，转过头去，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直到现在，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是很伤心，伤心她那么年轻漂亮就离开了人世，伤心自己为她做得不够多。
后来我常想，如果放在今天，由于科学技术和医疗水平的进步，我可以有更多的方法帮助她，也许她存活的时间能长一些。
都说人走茶凉，我们会遇上很多患者，大多数都会成为过客。我们看过病房里的一地鸡毛，但也有不少美好！一些患者走了很多年，他们的家属却一直想着我们医护人员。比如，一个延安的患者去世很多年了，他的家属还时不时给我们寄点家乡的特产。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朴素的、美好的感情，我们救治过他的亲人，他们也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也成为我职业生涯中的一种感动和鞭策！
医生阅人无数，患者也在考量医生。医生无意中的一个表情、一句话，有时候能悄然给予患者很大的帮助和鼓励。
有一名胃癌骨转移的患者，在离开之前突然对我说：“白主任，您知道吗，那次查房您说了一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我直到现在都想不起来我说过什么话。
作为医生，患者很注意我们的每一句话甚至是每一个表情，我们的一举一动对患者来说都很重要，在患者面前，医生既要努力使自己更加职业化，也要传递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感情。
“不要用病人的眼泪发财。”这是我刚考上医学院时，我的姥爷对我说的一句话，我铭记在心。
姥爷活到了100岁。我特别敬佩姥爷，他家在旧社会是“富农”，尽管他抗战时期就参加了革命，还是因出身吃尽了苦头。我的父親是军人，我在部队长大，十三四岁时有一次参军的好机会，但由于姥爷的出身，我没能如愿。10年后，我考取军医大学的研究生，靠好政策和自己的努力，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
当我真正成为一名医生时，姥爷感到特别欣慰。他认为，医生这个职业永远是帮助别人的，是真正的“先生”。
我是个爱憎分明的人，有时候会因患者的任性无礼而生气，但我是医生，只要他们向我求助，我就会抛弃杂念，用我的专业知识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现在门诊病人太多，正常工作时间根本看不过来，所以不得不经常限号、拒绝加号，这肯定会让有的患者不满意。实际上，每拒绝一个患者，我心里都不好受，觉得是拒绝了一个生命的求助。但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不得不狠下心来拒绝加号，我需要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因为只有精力充沛，才能高质量地、更长久地帮助别人。
我父亲是因尿毒症去世的。直到现在，我的心都隐隐作痛。很多医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病人很用心，对家人的健康问题反而不够重视，总觉得不会太严重，总觉得自己还有时间去关注。
我那几年脑子里就是一根筋，没想到父亲出现严重的并发症。那段时间，我也经常回家，给父亲制定完治疗方案，委托给家人和当地医生后就赶回北京。最后一次是因为病房重症患者多，我只在家待了两天，可是没想到不久父亲又出了问题。等我再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内心一直是十分愧疚的，照顾了那么多人，却没能照顾好自己的父亲！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会把家人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工作要一丝不苟、专心致志，但绝不能因此而忽略家人。
如果你问我，我最庆幸的事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可以为之终生努力的职业，对我来说，就是当一名医生。
尽管这个职业非常特殊，充满责任、挑战、艰辛、风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不懈地学习和提高。一名好医生，一定是一个善于学习进取的人。经年累月的紧张学习、诊疗、科研、带教，不能说不辛苦，但我无怨无悔、乐此不疲。人如果有来生，我仍愿做一名医生。
（永 康摘自中信出版社《在人间：肿瘤科女医生亲历记录》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