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识猷
最近在读《爱、金钱和孩子》，作者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和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这本书不是讨论“怎样才是最好的育儿法”，而是提出大部分父母已经下意识地选择了育儿法，而这种选择会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比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感到育儿压力越来越大？为什么以前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现在的孩子却不得不面对铺天盖地的课外辅导？为什么会流行“虎妈”“狼爸”？为什么会出现“直升机父母”？因为“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父母的目标很简单：希望孩子未来能过得幸福快乐，并拥有更多的选择。
从本质上说，父母选择怎样的育儿方式，不取决于父母小时候的经历，而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现在的认识和未来的预测。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财富差距比较大，优质教育资源较为稀缺，父母就有可能选择“推娃”;一个社会的财富差距比较小，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多，父母就有可能推崇“自由快乐教育”。
根据“对孩子的严格程度”和“对孩子的支持和回应程度”，可以将家长分为四类：放任孩子成长，不支持、不回应孩子需求的不参与型父母;对孩子严格要求，但不太支持和不太回应孩子需求的专制型父母;不太要求孩子，对孩子的需求会积极回应和支持的宽容型父母;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也会积极支持和回应孩子需求的权威型父母。
权威型父母，往往是“虎妈”“狼爸”的主力。假如权威型父母在育儿方面投入过多，就会晋升为“精细育儿”。在书中，“精细育儿”的标准是，每周父母和孩子至少讨论一次孩子在学校的情况。估计很多家长都很震惊：什么？这就算精细育儿了？难道不是每天至少问一次孩子，今天学了什么，学得怎么样？被老师表扬还是批评了？有没有拿到100分，为什么没有拿到100分？
经济学家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重视“勤奋努力”的家长（其中大多是权威型）所占的比例，是和基尼系数成正比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受访家长大多赞许“勤奋努力”，而瑞典、挪威、芬兰这些北欧国家盛产宽容型父母。
书里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齐利博蒂和瑞典朋友一家去野餐，结果朋友的4岁孩子开始发脾气，想去做别的事情。孩子的父亲说：“不好意思，我儿子压力太大了。”于是，野餐结束。齐利博蒂目瞪口呆——这时候难道不是应该告诉孩子“乖，我们正吃饭呢，忍一忍”吗？
世界各地的孩子每周要花多少时间写作业？上海学生每周13.8小时，美国学生每周6小时，英国学生每周5小时，北欧学生每周3小时。
经济因素影响父母决策。为什么现在专制型父母越来越少？
过去，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家庭进行，一个人一辈子很少背井离乡。要么子承父业，要么一家人耕田种地，织布喂猪。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令行禁止是可能的，专制育儿也是可行的。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孩子可能在远离家长的地方学着家长不懂的课程，做着家长没做过的工作，学业和事业都要靠孩子的自觉与自律，“我说你做”的专制育儿方式行不通了。
所以，要么家长说服孩子，影响孩子的内在价值观，让孩子“自我驱动”取得成功——权威式育儿;要么家长只提供足够的支持，让孩子形成良好的价值观，“自我驱动”取得成功——宽容式育儿。
那么，选择权威式还是宽容式呢？
作者发现，“经济不平等”比“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影响更大。
在财富差距比较小，且优质教育资源比较富足的地方，宽容型父母就会占据主流。
作者德普克来自德国。在德国，大学全部免费，教学水平也差不多，一个人只要能通过毕业考试，上哪所大学都差不多;即使不上大学，对未来影响也不大，工人和教师、医生赚得差不多，失业率也很低。总之，不上大学，并不会影响一个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德国父母自然乐于给孩子无忧无虑的童年。
如果在财富差距较大，教育回报率高，且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地方呢？这时，努力“推娃”的权威型精细育儿，就显出优势了。
优势一：精细育儿会提升孩子的学习成绩。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显示，精细育儿教育出来的孩子成绩大多很好。研究者检验了11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其中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香港、澳门，韩国、智利、匈牙利、意大利、墨西哥、葡萄牙、克罗地亚），精细育儿明显提升了孩子的成绩。
以韩国为例，非精细育儿的孩子数学平均分为540分，而精细育儿的孩子数学平均分为563分，相差23分。阅读和科学成绩也有类似的差异，阅读差24分，科学差22分。
只有比利时和德国例外，在这两个国家，精细育儿的效果几乎为零。
是因为精细育儿的父母往往学历高、基因好吗？不是。拥有高学历的父母，只会让孩子的数学成绩平均提高7分。而父母采用精细育儿，则能让孩子的数学成绩提高20分以上。因此，与父母的教育水平相比，精细育儿能更显著地提升孩子的成绩。
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的地方，精细育儿就会成为主流。比如，法国和日本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但由于存在着几所“顶尖大学”，毕业于这些大学意味着拥有更高的起点。因此，法国和日本的家长也会倾向于精细育儿。
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家长为了把孩子送进常春藤名校费尽心机。美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这也让美国家长更为焦虑。
优势二：权威型育儿会促使孩子的阶层向上流动，让子女最终处于比父母更高的社会阶层。
英国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宽容、专制、权威三种育儿方式中，宽容型育儿是最难提升阶层的。相比宽容型育儿，专制型育儿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了7%，權威型育儿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增加了13%。也就是说，“阶层向上流动”对孩子未来的幸福越重要，家长们就会越努力地“推娃”。
其实父母并不享受“推娃”。“推娃”需要父母付出高昂代价，要支付昂贵的补习费用，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去陪伴引导，也会恶化亲子感情，过大的压力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不好……
有一种说法是，虽然“推娃”让家长和孩子都很痛苦，但是对某些国家或地区来说，“推娃”加强了整体竞争力。因此，“推娃”是一种“必要之恶”。
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推娃”对家庭来说，是“局部最优策略”，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却不是“整体最优策略”。因为各收入群体都有人进行精细育儿，所以育儿服务的价格就会向高收入群体愿意支付的价格不断上移。
因此，精细育儿导致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家庭承受不了多个孩子精细育儿的代价。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不需要靠体力挣钱，精养少数娃的经济回报远大于粗养多个娃的经济回报。
精细育儿导致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增加了很多无意义的内耗，也就是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外部性”。在商界，外部性的一个常见例子是污染与公地问题。如果一家工厂的污染对其邻居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或者许多渔船在同一海域拼命捕鱼而导致鱼类种群枯竭，那么放任自由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当某些人为规定的名额提前透支了下一代的机會和潜力时，外部性也就产生了。
原本某项技能孩子只要掌握6分就好，但由于教育和阶层流动只留下一道窄门，那么孩子就得将技能提升到9分。所有人竭尽全力，为的不过是留在原地。为了增加这意义不大的3分技能，孩子额外付出的，是想象力的代价、创造力的代价、抑郁焦虑的代价、缺少锻炼容易近视的代价……而最后，这场零和游戏里，依然只会有少数赢家。
不仅如此，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几十年后，许多职业可能会走下坡路。主修“正确的专业”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一些拼命努力进入“正确的学校”，却选修了“错误的专业”的孩子以及家长可能会失望地发现，多年的不懈努力没有得到回报，孩子的职业前途不如预期的那么光明。
北欧有个不走寻常路的国家——芬兰。
芬兰人的财富差距较小，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也比较平均。
芬兰的学校不搞排名，没有数字评分。教师的确会定期进行考核评估，但评估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在芬兰，孩子们也需要参加两次重要的考试，类似于中考和高考，但因为高中教学质量相差不太大，所以中考压力并不大;至于高考，则不但要考察知识，还要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比如讨论失业、节食、政治、体育道德，甚至流行乐等问题。学得差的孩子不会留级，而是会得到更多关照。而且由于学校专注于支持后进生，所以辍学率也很低。这样教出来的孩子，成绩居然很不错。
同时，芬兰人成年后的工作能力也不错，尽管工作时长较短，但在创新能力方面位居世界前列。
芬兰人做了什么？芬兰极其重视教师水平。在芬兰，教师必须至少拥有硕士学位，教师的社会地位极高，很受尊敬。虽然芬兰教师的工资只是平均水准，但由于工作环境好，内在满足感高，教师依然是很受欢迎的职业，人才也很少流失。
因此，提升教师水平，是一个可行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几条可行之道：一是缩小收入差距，增加社会流动性;二是改变教育系统，让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广的群体;三是广设托儿服务和公立幼儿园。高质量的公立托儿服务让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单身母亲）有时间和精力去打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也让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有相互接触的机会;四是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进行早期帮助。
过度养育并不是好事，而且会让整个社会都付出代价。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育儿策略。这个时代的精细育儿，至少好过之前的专制育儿。也许等现在的孩子为人父母时，社会能变得更加宽容。
（离萧天摘自微信公众号“养个智人”，毕力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