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戏充斥着银屏，大清史占据了讲坛，似乎人人都在称颂“康乾盛世”。然而，这个所谓的“盛世”真的存在吗?有人提出了质疑。
盛世是中国人不解的情结。近年来，一幕幕“康雍乾盛世”(因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较短，所以一股称“康乾盛世”)的动人故事，频繁地出现在影视剧的荧屏上，其故事情节扣人心弦，场面壮观，甚至令人神往。然而，故事毕竟不能代替历史。
“康乾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实际上，近百年来，关于“康乾盛世”之说一直存在争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50年的盛世在哪里?
有人形容康、雍、乾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一段盛世，号称“150年的康雍乾盛世”(实际只有134年)，认为该时期中国实现了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且人丁极度兴旺。譬如康熙平定三藩和准噶尔部，统一台湾。又例如康熙至乾隆中期，中国人口从康熙即位年(1662年)的不到5000万，迅速发展到乾隆51年(1786年)的3.91亿。短短124年间，人口增长了7倍，实现了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
由此，一些人会想当然地展开联想：是什么力量保障了清朝的庞大军费开支?又是什么原因促进了清朝人口的井喷式发展?答案应该就是经济的空前繁荣吧。若不然，军队连年征战如何吃得消?新增加的这么多人口又该怎样养活呢?
而事实上，这种推测恰恰与历史真相是不相符合的。清朝的经济较之前朝而言，整体上是全面倒退的，而康、雍、乾时期取得的所谓“发展”也仅仅是对明末经济的恢复性增长而已，其经济实力根本不能够与明朝兴盛时期同日而语。
我们不妨先将明、清两朝的财政收入作一个横向对比。据统计，清朝康、雍、乾时期的年财政收入基本维持在4800万两白银左右，而明朝张居正担任宰相的10年，国家财政收入每年有8000多万，远远超过康、雍、乾时期的最高水平。而从耕地面积看，明末崇祯时我国的耕地面积是783万顷，可是直到乾隆31年(1766年)，清朝的耕地面积才恢复到741万顷。也就是说，过了100多年，清朝的农业经济才勉强达到了明末的生产规模，可见，康、雍、乾时期农业的生产恢复是非常缓慢的。之后，清朝耕地最多的时候是嘉庆17年为791万顷，这也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至8万顷。从此，清朝耕地面积逐渐下降，道光13年才有737万顷，这说明清朝农业经济又走下坡了。
再来比较工商业。众所周知，中国宋朝和明朝的工商业都非常发达。明朝的时候，我国的铁矿、造船、建筑等重工业，以及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例如明朝永乐年间，我国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同期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那时候，明朝的工业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重还要高得多。而此后清朝执政，错失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时机，致使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赶超中国。到康、雍、乾时期，中国已经开始被边缘化，而到了1840年，清朝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由此可见，清朝康、雍、乾时期无论是农业还是工商业都不及前明朝。既然这样，“康雍乾盛世”之说不免有欺世盗名之嫌了。
他们都是明君圣主?
“康乾盛世”还有一个经典话题，即有人认为，该时期清朝连续出现了三位“明君圣主”，因为三者的横空出世，从而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盛世”奇迹。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吗?
事实上，为什么清朝的经济状况会全面倒退呢?问题主要出在统治者的思想愚昧落后上，康熙、雍正、乾隆这些祖上从关外深山老林里闯出来的统治者，事实上思想是极为守旧和落后的。例如清朝入关后，首先选择的经济变革方式是进行落后的“圈地”运动，即将中原原来大量的农田耕地圈起来牧草养羊等。此后，康熙、雍正、乾隆等帝王虽然重新选择了较之先进的农业经济，恢复了农业生产，但他们却又陷入了重农抑商的思想桎梏。他们不合时宜地片面推行小农经济政策，而对待当时更先进更活跃的工商业却一改宋、明等王朝的扶持态度，对工商业进行重重限制。譬如清政府广设钞关，又巧立名目对商人苛以重税。结果商人只敢斥资田产，这加剧了土地兼并，影响了商品流通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扼制了手工工场的规模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大家知道，明朝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估计，在明中期到明末的100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1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当时1万吨相当于3.2亿两。这表明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是在明朝的中国，而不是后来的欧洲或者现在的美国。
而到了清朝，由于统治者极度片面地限制国内工商业发展，并且关闭海港，不许片帆入海，厉行迁海政策，阻止国际贸易往来。史书记载，清朝自颁布迁海令后，中国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30里。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
之后，康熙因收复台湾，解除了海禁，但仍然对航海行商设置许多条条框框。譬如不许大船出洋；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菲律宾)等处贸易；不许将船只卖给外国；不许多带口粮；出洋后不许留居国外等等。而对于违令者，处罚也极其残酷，往往是斩立决。从此，中国丢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而这些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国内手工业的发展，中国开始加速落后了。
除了限制商贸发展，清朝还限制工矿业的发展。雍正皇帝在其即位的第2年，就曾在传谕中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是引起社会动荡的极不稳定因素之一。他还指出开矿带来的税收，他根本看不上!其曰：“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雍正皇帝甚至还担心开矿冲了王室的“龙脉”和“地气”。
总的来说，康、雍、乾时期，中国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突破了历史极限，从而导致人民生活质量普遍下降，使中国社会改变了原来的模样，进入了极度贫困的历史阶段。康熙朝中国所处的世界已经开始了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可清王朝逆历史潮流而动，其反近代化“壮举”，终究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关于康雍乾有没有盛世，除了经济领域存在争论外，还涉及文化等领域，譬如雍正、乾隆大兴文字狱等等。总之，“康乾盛世”之后不到50年，中国就开始了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近代历史。如果康、雍、乾时期确实存在盛世，那么清王朝何以由如日中天的盛极一时迅速跌落到积贫积弱乃至长期挨打受凌辱的深渊?这其中所蕴涵的历史法则和教训，实在是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地去总结和深思。
选自《大科技》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