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第二十八卷“李秀卿又结黄贞女”里引了一段俗语：“天下只有三般口嘴，极是利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
秀才都是读书人，应该都是斯文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有一个骂大街的名声?
注意读一下其他的明清小说，就会发现，能骂的秀才形象还确实有不少。比如《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里，牛浦和牛玉圃在仪征的大观楼上和一个戴方巾的、说是原来在衙门里做的王义安一起吃饭，来了两个秀才，“前面一个穿一件茧袖直缀，胸前油了一块；后面一个穿一件元色直缀，两个袖子破的晃晃荡荡的”，见了王义安，说他是妓院里掌柜的乌龟，不配戴方巾，“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又打叉骂，要送他见官，直到王义安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给他们做“好看钱”，才放过他。
“秀才口，骂遍四方”和我们所理解的秀才的性质有关。“秀才”实际上是民间的称呼，在官方的正式称呼里应该是“生员”，原来的意思就是官办学校里有员额限制的学生。我们现在一提到学生，就认为应该是以读书为主业的人，可是明清时所谓的“秀才”主要是指一种特权身份，读书倒是其次。
中国古代是个身份社会，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社会里每个人的身份是允许转换的，人们可以在各个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最经常的向上流动途径就是科举考试。明清时期，每年由当地县官主持考一次本地读书人的“俊秀”，如被录取，就是“童生”，站到了特权阶级的门槛前，但还不是特权阶级。还要进一步通过由省的“学政”(也称学道)主持的“院试”，才能进入官学，成为“秀才”。要通过这种考试极其困难，一般的州县在每三年两次的院试中，每次能够考取的生员名额只有十几名(按照《学政全书》统计，清嘉庆末年二百一十五个州，平均每州十五名，一千二百八十一个县，平均每县不足十四名)，而每县参加考试的童生却往往要多达几百人。
一旦考上了秀才，马上就可以享受种种特权：除了自己还可以免除家里两个人的“徭役”(每年定期为政府无偿劳动一段时间，到了明清时往往都是改换为出某笔代役钱)；见了地方长官只需拱手叫老师，不必像普通民众那样跪下来叩头喊青天大老爷——当大家都跪着而你能站着，那就是莫大的特权了；可以穿盘领长衫，头戴“方巾”(秀才所戴的一种脑后有两翅的帽子)．脚蹬长靴，这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得穿着的打扮；有了纠纷不必亲自到衙门起诉、应诉，可以派家人代理出庭；即使是被控有罪，也不能随便抓来审问，尤其是不能动用刑讯，必须要报省的学政批准，确实犯罪也不受体罚，不挨板子，所谓“例难的决”，只要拿钱赎罪就行；平时可以求见长官，递两指宽的“治生”帖子进去．即使见不到长官，至少也和长官有个联系通道。
甚至骂大街也是秀才们的一项实际拥有的特权。因为按照明清时期的法律，凡是骂人的，要打十下屁股，回骂的同样是十下。而秀才骂人，不能被判决打屁股，即便改换为赎刑，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不过是七厘五毫银子。官府一般根本不会受理秀才骂人的案件。秀才可以依仗他们的这个特权公开骂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所以得到这个“骂遍四方”的名声。
做秀才主要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要有此等好处。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说全国大约五十万秀才，绝大多数只是为了“保身家”而已。
选自《特别文摘》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