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提到暴君之典型,一般将“桀”、“纣”并列。由于至今考古发掘尚未找到夏朝的文字记录,对其亡国之君桀的传说很难证实。而商朝历史从甲骨文和殷墟考古中已得到实证,后代有关商纣王暴虐的描写可看成与史实不符的有意妖魔化。
除了小说《封神榜》把商纣王写成荒淫无道的魔王,古代史书也称纣王宠妲己、剜忠臣之心、设炮烙、“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实,奴隶社会时期的君主哪个不残酷?由于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对周朝丑化自己敌手的描写便不可尽信。
真实的纣王是什么样子呢?《史记》曾记载纣王“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另据载,他的夫人是一位女帅,曾带兵出征,肯定不是那个被描绘为妖媚惑人的妲己。
古史专家郭沫若经考证后做过翻案文章,认为“后人是深受了周人宣传的毒”。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标准,衡量古代君主的功过主要看其治国是否有方,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至于酗酒好色、性情暴虐倒在其次。郭沫若认为,“商纣王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并感叹其英雄末路“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如果有剧作家敢反古代之道而行之,真可以仿“霸王别姬”写一篇“纣王别妲己”。
毛泽东也肯定商纣王的成绩。1958年1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同意郭沫若的考证,认为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
抛开文学虚构,以现代科学精神来考察,可发现商朝是到纣王时期才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发展到鼎盛期。
纵观当时中原各国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商军可称最强,其出征已使用战车且装备青铜兵器,一次调动兵力最多达一万三千人。在蛮荒部落遍布的彼时,足以称雄黄河和长江流城。
武力达到商代顶峰的纣王,为何会国破身亡呢?这应归咎于周武王组织了一场比日本偷袭珍珠港早三千年,却方式相似的突然远袭。
商朝强盛时周文王虚情假意地表示臣服,他的儿子周武王聚集了“三千虎贲(勇士)”后自认为羽翼丰满,又选择商军主力东征未归的时机,联合一些早怀二心的诸侯发起“武王伐纣”之战。
从周原(今陕西宝鸡附近)出征的武王率军奔袭,直捣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附近)。事先情报不灵的纣王仓促应战,手下缺兵少将,便把外族俘虏组织起来出战,与周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遭遇。那些来自东夷的奴隶怎愿为仇家卖命打仗?一上阵便出现倒戈,虽有少数商朝人一番“血流漂杵”的厮杀,却挽救不了败局。周军乘势杀入朝歌,心高气傲的纣王自焚。他的儿子武庚一时被迫臣服周武王,不久又想恢复祖业而反叛,周公旦辅助成王将其消灭,有五百年国祚的殷商就此覆亡。
纣王在牧野一战而亡,除麻痹外还由于其首都缺少防御工事。
冷兵器时代,筑城为防卫所不可缺之大事,在被称为夏朝都城的河南二里头考古发掘中,便找到了城墙。而殷墟考古发现,商代都城城区面积达二十四平方公里,却没有筑墙,只有一条灌水的壕沟,若野战失败国都即危。纣王有此失虑,估计是因其上百次征伐其他部落,都大有斩获而归,自恃强大,便将安全寄托于单纯攻势之上。当时中原地广人稀、统治者还没有大面积的疆土意识,自然也无边防守备。战争中攻防互为依存,相当于矛与盾缺一不可。纣王重攻轻防,确为统帅大忌!
西周以后各朝,都重视修筑坚城,说明中国古代兵学也是靠战争的感性知识而逐步积累和发展。保卫国家需攻防兼备,不失忧患意识,这都是商纣王留给后人的鉴戒。
选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