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开国功臣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同样血腥的大屠杀，而且还一次性阉割了三万多色目人（元朝称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为色目人，意为色目相异之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新帝国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据说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37代子孙。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宝太监”。
朝贡贸易成了明帝国的形象工程
如果说蒙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明初洪武时期，因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明成祖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明帝国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中南半岛古国，在今柬埔寨境内）和暹罗（泰国的古称）三国来朝。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帝国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续通考》）。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吸引友邦来朝。
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中国的政治家们几乎没有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贸易和朝贡。”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万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嘉靖四年（1525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收到明帝国的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明朝万历年间来华居住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指出，朝贡完全是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四夷顺则中国宁”
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明帝国就设身处地地为他们解决通勤，派出使臣“送温暖”，携带大量的“利是”“赏赐”友邦，并游说受访国免费搭船来“百鸟朝凤”。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
对郑和而言，他的目的地很明确，所谓西洋实则是以南中国海为中心的南洋。南洋地区包括交趾（越南的古称）、占城（印度支那古国）、暹罗、柬埔寨等国。郑和的任务也很明确，就是传播中央帝国的恩德与威严，体现道德与权力的优越感。
中国自古有远交近攻的传统。“四夷顺则中国宁”；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必须“锐意通四夷”。“天子”朱棣派郑和敕谕各国王：“祗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
13省钱粮换来的宝船
郑和船队的主力船型应是典型的方形中国福船。福船是明帝国海军主流战船。这种尖底海船很早就行驶于南洋和远海。据《明史》记载，郑和的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曾随郑和三次下西洋的明代人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记载：“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按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多，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福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首尾高昂，两侧有护板，吃水约为4米。全船分4层，下层装土石压舱，二层住兵士，三层是主要操作场所，上层是作战场所，居高临下，弓箭火炮向下发，往往能克敌制胜。福船艏部高昂，又有坚强的冲击装置，乘风以船力下压可轻易犁沉敌船。
从技术上来说，郑和耀武扬威的航海工程集中了当时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最高成就，包括罗盘、计程法、测深器、牵星板、针路和海图等。这种官方承办的盛大炫富行为也达到了中国海洋时代的巅峰，可谓空前绝后。
当然，郑和的宝船也耗尽了帝国的银子。明人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中说，宝船造价之高，“须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来方才够用”。
郑和船队作为泱泱大国的流动展示中心，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余艘。除了船队主体的宝船之外，还包括马船、粮船、坐船、战船以及水船等补给辅助船。强大的补给储备使其在海上航行一年也不用登陆。即使把当时欧洲所有的大型船只加起来，也赶不上郑和船队的规模与远洋航海能力。27000人的船队包括官校、旗军、勇士、通事、买办、书手等，仅医生就有180名。尽管郑和是个太监，但随船还是带了不少妓女。
荒诞透顶的撒钱举动
自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众七次远航，足迹遍及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并友好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和平国际外交的先驱。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金银珠宝和中国器物，归来时满船全是从世界各地给自己的主子搜集的奇珍异兽：“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当然每次也都带回一大群不用买票的四夷贡使，他们也是一种“礼物”。
与其政治意义相比，郑和船队依靠指南针，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而直达东非，这种航海探索倒算不得什么。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来考量，那简直是荒诞透顶的破产举动。据明人王士性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贡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据此可知，郑和航海运动直接亏损白银600万两，或者说，帝国的形象工程或者皇帝的礼物用去了600万两。永乐十九年（1421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朱棣将帝国首都从南京正式迁往游牧文化区的北京。
这项浩大的迁都计划几致帝国财政破产，“劳民伤财”的郑和舰队更成为众矢之的。数年之后，官方保存的郑和航海档案不翼而飞。明人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记载：“三宝下西洋，费银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归，于国家何益？……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
随着朱棣和郑和相继死去，明朝的大航海时代从此终结。
选自《大河文摘报》2014.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