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利用收集来的材料，编辑了《俟堂砖文杂集》，里面收有汉魏、六朝古砖拓本173件。这些拓本是周作人霸占了他大量碑帖拓本之后剩下的，由此可见鲁迅的收藏量很大。此外，鲁迅还编辑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在前几年发现的鲁迅手稿中，还发现鲁迅写了大量的关于古代墓志、碑文的考证文章。
直到晚年，鲁迅关于古代石刻艺术的研究一直都没中断。他多次付款给台静农、王冶秋，委托他们代为搜集南阳石刻画像拓本，并拟选印出版。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应校方的要求，鲁迅还举办了一次拓片展览，得到强烈反响和好评。
鲁迅十分喜欢清秘阁和荣宝斋的笔和纸，尤其喜欢琉璃厂的彩色套印信—信笺，这是他以后研究笺谱的起源。这种特殊喜爱除了幼年时就喜欢美术的原因外，还和当时的著名画家、篆刻家陈师曾有关。陈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又同去日本留学，同在教育部任职，往来十分密切。鲁迅曾送给陈一些碑帖；陈为鲁迅作画，并刻制“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两方图章及一枚“周”字小铜印送给鲁迅。
当时，同古堂墨合铺主人张樾臣请陈师曾为墨盒、铜尺作画，由张镌刻成美观的艺术品出售。鲁迅看见后，非常欣赏，多次前往购买墨盒、铜尺。后来，陈师曾又为琉璃厂的南纸店作画，由刻工镌刻套印成信笺。这种画寥寥几笔，粗犷有力，笔简意饶，印成的信笺十分美丽多彩，立刻打动了鲁迅的心，买了许多收藏起来。后来齐白石、吴待秋等名画家都用这种方法印笺纸，鲁迅更是每逢必买，既实用又可欣赏，由于关系日洽，鲁迅和张樾臣的往来也多了起来，并托张刻了两方印。
1933年，鲁迅的处境极为困难，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暗杀“黑名单”，只好藏匿于友人家中。尽管这样，他仍分外怀念琉璃厂濒于灭亡的笺谱。他认为，木刻艺术的鼻祖在中国，而信笺在中国古时就有，属木刻画。事实确是如此。16世纪，中国已有了彩色木刻套印的信笺，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就出现了《十竹斋笺谱》那样优美的笺谱。而琉璃厂的信笺历经200多年，是当时中国信笺印得最多、最好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琉璃厂大部分店铺的生意一落千丈，生存困难，笺谱面临危境，引起鲁迅的焦急不安。
1934年，鲁迅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提起渴望抢救笺谱的心情：“自陈寅恪、齐璜（白石）之后，笺谱已经衰落，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
为了挽救这一濒临灭亡的艺术，鲁迅向郑振铎提出合编《北平笺谱》的请求，委托郑在北平收集，然后一包包地寄给鲁迅。最后，鲁迅在500多种中选定330幅，由各纸店拿出所藏制版套印，然后装订成书。鲁迅从选笺、选纸、印刷、设计、装订到选用颜色都不遗余力，亲自经手过问。为了恢复宋、明以来木刻书籍刊载刻工姓名的传统，鲁迅委托郑振铎辗转访寻刻者姓名，使一批具有高超技艺而不被重视的刻工不至于逐渐湮没。
《北平笺谱》于1933年9月第一次印行了100部，鲁迅要了20部寄给纽约、巴黎、日本图书馆及国外友人。又要了20部在内山书店销售，不到一星期就卖完。后来又加印了100多部。1934年，鲁迅又和郑振铎合资委托荣宝斋刻印了《十竹斋笺谱》。对这种笺谱，鲁迅十分称赞：“我虽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代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
复活了一部明代的艺术品，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尚未出完，鲁迅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后至1958年，荣宝斋为了纪念鲁迅和郑振铎，复印了《北平笺谱》，并请鲁迅夫人许广平作了序。
选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