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记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记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
瑞金北路这家农业银行就是宽大接纳他们的一个典型。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无组织
长时间以来拥有数以万计的“背篼”，但城市在管理、服务上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制度性关联，这是在各种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观察中贵阳总会受到批评的一面。
然而根据记者与“背篼”们的相处、交谈和体验，没有任何城市人、任何制度与他们发生长期的关系，正是他们求之不得之处。大部分人曾经有过的打工经历，让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并不陌生，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
他们不希望被组织，对任何组织性因素都存在本能的心理反弹，这在唯一具有一点组织性表皮的“零工集散地”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目前，贵阳市仅剩的一个“零工集散地”是后坝，5月23日凌晨，记者专程前往观察。
凌晨5点左右，改茶大道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5点半，空手或者提着锄头的人们陆续到来，随后人越来越多，到6点左右，已经有千人规模，将单向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在一段长约100米的道路上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他们在寻找着雇主。一旦人群中出现衣着整齐的人，就会被簇拥在核心，他的一点挪动，都会带动着一群人的同向运动。
道路上陆续停了十几辆小面包车，被雇主相中的人，就会被叫上车，装满之后就开走。等到十几辆车都开走之后，天已经亮起来。起早贪黑来到这里找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白来一趟。零工们告诉记者，六七天里能有一天找到活干就不错了。
“今天没活干，就玩过去了。”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告诉记者，今天他们6个人，“都没人叫去干活”。眼神里有些许失落，同时脸上又带着习以为常的神色。7点半左右，没找到工作的人，恋恋不舍地散去。
罗仕明是贵阳的水电工程承包商，这天他亲自到现场招人。以往他都是让工头直接带人到工地，但带来的人要么太老，要么太年轻。太老的没力气，效率太低，太年轻的倒是悟性比较高，一两天就成为熟手，但第三天往往就不来了。“工资都是当天结清，干两天有了点钱，就找地方花去了，”罗仕明说，“有的年轻人有悟性，我想把他们培养成师傅，这样他们的工资能翻上一倍，但几乎没有人能坚持下来。”
所以罗仕明要亲自来物色工人。他只要中年人，有力气，同时有家口，有经济压力，不会随时撂挑子。
包括“背篼”在内的零工群体，对组织性的强烈排斥，一方面让用工者颇感烦恼，另一方面又从经济链条中剔除了一部分组织因素带来的成本，让需求方能够获得更低的价格，进一步鼓励了城市对零工的需求。
不稳定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