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中国能源改革的落地之年。最近一段时间，天然气价格改革、电力体制改革指导意见等方案相继出台，油气改革方案也正在制定中。能源结构问题是大气环境污染的主因，如何从环境经济的角度看待中国的“能源革命”？
——对话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宋逢明
2015年，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式步入快车道。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酝酿十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启动，这为银行机构的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民营中小银行的崛起提供了“安全保证”。与此同时，利率管制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关键的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也从之前基准利率的1.3倍放松为1.5倍。而这一限制的完全取消，也在市场的未来预期之中。
在直接融资领域，伴随着《证券法》的大修，更具划时代意义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正式启动，如果改革成功，将意味资本市场“特权融资”时代的终结，而中小投资者也将拥有分享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崛起成果的更多机会。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风险更不能小觑。一方面，银行业的改革不能忽略对金融风险特别是流动性风险的把控，在2013年，多家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已让中国金融界惊出一身冷汗；另一方面，注册制还需更多“投资导向”基础制度的配套。实际上，没有分红的“大牛市”，只是投资者之间的零和游戏，而通过完善和有效的分红制度培育一个真正具有投资价值的资本市场，使老百姓有更多机会获取财产性收入，这才是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
针对金融改革的种种热点和疑问，本刊记者日前专访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宋逢明。宋逢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中国建设银行首两届独立董事和另一届监事，现在仍担任两家大型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也是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的监事会主席。
不能让国家为银行“担保”
《南风窗》：今年，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头等大事莫过于《存款保险条例》的实施。但市场上也有观点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银行业采取政府“隐性担保”的形式更适合国情，也更有效，而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反倒有可能触发一些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因为它们会认为反正有人会兜底。你怎么看？
宋逢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必然是“隐性担保”的淡化。2004年开始，中国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国有”银行改造成真正市场化运行的“金融企业”，逐渐去除掉国家的“隐性担保”自然是题中之义。既然大银行都要去除“隐性担保”，那么地方的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更应该去除“隐性担保”，而是转化为商业化、市场化的“显性担保”。这是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既定方向，不可能走回头路。
从监管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更有利于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存款保险机构是一个双重性质的机构，首先它有政府机构的色彩，它必须保护中小储户的存款，为社会提供公共品，这也决定了它必须对金融机构采取最严格的监控措施。另一方面，它也有商业保险公司的性质，可以采取差别化的保费费率，对那些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必然收费更高，而这个高费率将直接导致后者利润的收窄，会对其形成市场化的约束，促使其风控能力的提高。
反过来说，存款保险的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如果真有银行倒闭，那么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中小储户全额偿付（包括本息）。那么，作为按商业化方式运行的机构，它必然有很强大的动力去采取最严格的措施来监管银行，避免自己承担兜底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