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关键，不在于准确定义双方是否已陷入新冷战，而是认识到后冷战时期两者的互动模式已经解体。用莱格沃尔德的话说，就是后冷战时期双方非敌非友的模糊状态已经结束，俄罗斯与西方现在成为了对手。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学者萨缪尔·查拉普，把后冷战时期俄与西方的关系称为“非成员身份式的伙伴关系”，即北约和欧盟不吸纳俄罗斯为“成员”，但与其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他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已经把欧洲安全的这种模式送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即使乌克兰的冲突能自己快速平息，也不可能再回到那种模式。”
在俄罗斯与欧盟和北约的互动中，德国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向来对俄较为友好。这种友好的缘由，可以追溯到当初戈尔巴乔夫对东西德统一的“宽容”。加之冷战结束后德俄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两国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较为“特殊”的关系。能说流利德语的普京，与能说流利俄语的默克尔，个人关系也不错。但乌克兰危机之后，这一切都变了。正是在俄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德国，主导了欧盟对俄的经济制裁。也就是说，乌克兰局势的恶化，使默克尔对政治的考虑超越了经济利益。卡内基莫斯科中心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的评价是，德俄关系没有破裂，但已不再“特殊”。
旧模式解体的另一面是战略对抗的升级。6月19日，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讲话中，普京指责美国是“侵略性”国家，并警告美国，同俄罗斯交往不能采用“最后通牒的方式”。普京的表态再次凸显了俄美关系的“对抗性”。在德米特里·特列宁看来，乌克兰危机开启了美俄关系竞争甚至对抗的时代。他认为，美俄关系中在1990年代存在、21世纪初短暂再现的信任因素，已经从根本上遭到了破坏。“莫斯科不会在原则性问题上退缩，也不能指望华盛顿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与欧亚其他地区的势力范围。”
战略对抗升级的前景谁也无法预料。美国已故战略思想家、遏制政策创始人乔治·凯南，在冷战期间曾指出，很难说服五角大楼不要把斯大林看作另一个希特勒，或者不让他们在新的战争预案中采用以往战争中的策略。他的这番话，并非指责美国决策者不够灵活，而是道出了人们简单化、重复性的“惰性思维”本能。这种本能对决策者的影响绝非微不足道。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去年7月曾表示，鉴于俄罗斯的行为，美军有必要审视自身的备用模式，考虑20年来没有必要去思考的诸如军事基地、海上通道等事情。一年后，美军坦克计划进驻中欧。很显然，邓普西所说的“备用模式”，来自20多年前的冷战“工具箱”。
战略对抗的余波
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对抗，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会局限于两者之间。在俄与欧盟的“中间地带”，俄罗斯相对于欧盟的优势在于，它总能针对“低风险对手”玩“高风险游戏”，而且总能把“风险行为”控制在欧盟和北约必须做出军事回应的水平以下。先前的格鲁吉亚与目前的乌克兰，都被迫成为了这类“玩伴”。下一个是谁？谁也无法预料。即便是欧盟和北约内部，在对俄政策上也远非铁板一块。普京虽然不受西欧领导人待见，去年6月对奥地利的访问却享受了“红地毯”待遇，今年2月的匈牙利之行也收获颇丰。战略对抗无疑将让俄付出代价，但也会影响“中间地带”的稳定，考验欧盟的凝聚力。
最大余波，不在西面，而在东方。俄罗斯与西方战略对抗，加速了俄“向东看”的步伐。德米特里·特列宁认为，在莫斯科看来，乌克兰冲突反映了全球竞争加剧以及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竞争的根本现实。“俄罗斯会专注于欧亚后苏联区域的融合，在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崛起的影响下，将逐渐把注意力转向更远的东方。”2010年由普京提出的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大欧洲”设想，已经彻底淡出了俄罗斯的政治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欧亚联盟与中国丝绸之路的对接。与外交政策的变化相比，经贸战略与区域融合战略的转向，意义更为深远。因为这种转向将重塑区域经济版图，进而影响地缘政治格局。
不过，德米特里·特列宁也指出，美俄关系的严重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一系列挑战。“北京将需要保持谨慎，不向对抗的任何一方靠得太近，以免激起另一方的愤怒。但从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北京获得的远比失去的多。”至少从目前看，中国对俄罗斯与美国在战略上显然不是“等距离”，对美俄的外交也远未达到德米特里·特列宁所说的会“激怒”哪一方的程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美俄战略对抗升级，它们对中国战略倾向的敏感性都会增加。刚刚在华盛顿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国领导人们，就已经领会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
文∣本刊记者 雷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