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吴敏行此时还不算真正的官员，但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官员的某种情绪抵触。基层工作不好做，这是乡领导总在他面前念叨的一句话。
他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协助镇政府做好辖区村民购买农村合作医疗。2002年10月，国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前提。尽管当时每个户口只需缴费20块钱，但几乎没人愿意参保。在当地人的意识里，身体没痛没痒交这个钱不划算。“经常是在村里口干舌燥说半天，也说不动一个人买，他们总认为我们就是去骗钱的。”吴敏行说，可一旦真有大病，他们又回过头来找镇政府或者吴敏行，责怪他当初没有跟他们把政策说清楚。
在吴敏行看来，村民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但责任意识还完全没有。后者跟不上前者是基层工作不好做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余立已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吴县某乡镇做了一名普通科员。吴敏行跟在大城市打工的同学聊天时，同学总劝他到外面闯闯。他的大学专业是会计，到一线大城市找个万元月薪的工作并不难，但现在，就算是此次加过工资之后，他的月薪也不过近2900元。
做村官时，吴敏行一个月的工资2700元左右，这仅够在北京二环内租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他找工作并不是冲着高工资，更多是想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我总觉得在外面有一种飘泊感，读书的时候就很强烈。对我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讲，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吴敏行说，除了稳定之外，还可以快速获得社会尊重。这种诱惑力，是大城市里的高工资给不了的。
对于农村基层工作不好做，王信或许更有发言权。吴敏行3岁时，王信就进入公务员系统。90年代初，乡一级政府运行非常困难。有时候，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也是常有的事，尽管每个月只有90块钱。“那时候的人真单纯，发不出工资也没人抱怨。”王信说，但政府的权力真大。那时候，权利和法律意识普遍很薄弱。乡政府的运转费用基本来自农业税和各种类别的罚款，他分管的部门一年要交20万元的罚款，“整个人的压力好大，那时候的人真是不懂法，去到谁家要是不开门，一脚就踹进去了。”
在那个时代，王信他们下乡做工作，总要摆出和人干架的阵势。“那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特别是抓计划生育，太容易得罪人了。
偶尔跟大城市的同学聊天，吴敏行也有辞职外出的打算，但回头找余立聊天时，他又觉得在体制内坚持有希望。他们坚信，国家提倡干部年轻化，他们肯定有机会获得晋升。像吴敏行这样一群80后进入公务员系统，对程序和法律规范是很认同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的任务或许就是把受到的现代知识教育带入这个系统。”吴敏行说。
机关攒人脉，基层攒经验
几乎是同时，余立调到机关，吴敏行如愿考到吴县一个乡镇。此时，吴的女朋友也变成了妻子，随他一起到吴县。通过考试，她成了一名有事业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公务员属行政编，事业编在福利和晋升方面比行政编要“吃亏”一些。有些地区规定，事业编的工作人员不得担任县级部门一把手。
吴敏行工龄有7年，妻子比他少了一年，可他们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6000元。而他们生活的县城房产均价已经突破4000元。前年，他和妻子咬咬牙凑了十几万的首付，在县城买了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工作7年，他的工资几乎没变，但县城的房价已由当初的1200元涨到了如今的价格。“至少让我每个月的工资能买得起一平米的房子，这样才合理。”吴敏行说。
公车改革的步伐还没有到县城这个层面。在拿不到车补的情况下，他出行依然得靠刚到吴县工作时花两千块钱买的黑色电瓶车。电瓶车是县城多数普通公务员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在一个县城，最好的单位基本是条管部门（条管即垂直管理，单位的人事、财务、业务等各方面由其上级部门负责，不由地方政府管理。比如，国土、工商、烟草）。这些单位一般不举行招聘考试，一旦有工作机会，也会变成照顾内部员工的一项隐性福利–让他们的子女优先进入。
“（条管部门）平常的工资一个月都比我们高出近一千块钱。”吴敏行说。他妻子曾经想进这些单位，可碍于没有关系，最终去了另一个乡镇。
条管单位里除了国土和工商跟地方部门接触多一些，其余的相对比较封闭。比如，烟草局建了两个非常好的网球场，但从来不对外开放，哪怕是政府机关的人想过去打球，他们同样不放行。这种封闭，总让这些条管单位在县城里显得神秘。“这些单位在一个县城，好像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