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做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果不理想更让人沮丧的了。统计下来，p值大于0.05，说明这次的数据不足以支持原来的假设，难以排除巧合的可能。这结果无法受到学术界认可，发不出文章，评不上职称，毕不了业。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同门戏谑地在实验室供奉了“显著”神的牌位。早晚清香一炷，求它大发慈悲，赐我们理想的p值。我们害怕提出的假设犯错。
但是犯不犯错误，惟有先做了实验才知道。研究就是这么回事，探索的总是未知的领域。不管再怎么害怕，每个假设都有犯错的可能。恰因为如此，每一次“正确”才有其价值。如果实验还没做，已然胸有成竹：“结果百分之百就是显著。”这就等于说：我已知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姑且不论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起码它成了一个结论。这个研究哪里还有做的价值？
中国科研界的流弊，申请研究项目的人，需要说服评审专家：我对这个方向有十足把握，只要你给经费，“结果一定好。”为什么有这个把握呢？因为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成果了，证据确凿，于是就很难做出创新来。
虽然人人都不愿犯错误，但一味追求正确，也不是一件好事。犯错误常常带来新鲜的刺激，开拓未知的疆域。而追求正确则永远规行矩步。小孩不犯错误，连说话都学不来。人类不冒着犯错误的风险，也无法发展创新。
永远正确的人不可爱。四平八稳，高高在上，然而面目死板。跟这种人发生冲突，争吵也好，讲道理也罢，他们总有办法让我们相信：犯错误的永远在我们一方。我们心服口服，但会用脚投票，对“正确”的人敬而远之。
我自认脾气很好，平时几乎不会与人发生冲突，但这是对“正确”的另一种追求。有一次，我请教一位家庭治疗的老师：为什么我女儿对我说的话总会消极反抗？她用了一天时间，观察我和女儿的互动。她给我的反馈是：“因为你说话太正确了，每一句都把自己放在不败之地。她没办法在言语上挑战你，就只好在行为上不配合。”她建议我平时多露一点破绽，女儿需要时不时地有“战胜”父亲的感觉。我撇撇嘴，刚想说：“我哪有每一句话都立于不败之地？我巴不得她……”然后我忍住了。我意识到自己连这一点都想保持“正确”！
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去别人家参加生日宴会，看到墙上的英文单词字母拼反了，忍耐再三，还是想悄悄换过来。结果被主人家发现了，打趣说：“真不愧是博士！”闹得我好不尴尬。其实，这句话指出了根上的问题：在我的成长经验中，学业占了很大部分，而“正确”一直是学业赖以存在的养分。这是高材生的通病。有时候看到他们写的四平八稳的文章，“我是如何毕业×年做到年薪××万的”，勤劳、勇敢、善用机会……我自己都快打瞌睡了。
在一个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有效能的社会，“正确”也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这时要特别强调犯错的价值。允许犯错，可以解放自己。保持正确的人必须时刻保持对自己的监控。有一些人随时都想象自己被别人盯着挑毛病。这些身外化身的观察者不但吹毛求疵，而且火眼金睛，始终让自己紧张不已。所以一开口，总是逻辑精准，论证严密，仿佛面前有许多假想敌，要针对他们做好天罗地网的防御。有时明明是闲聊的场合，却被莫名带出辩论赛的氛围来。
“前面的观点都有些片面。我想说的有3层意思，第一呢……”
这就像前面的研究计划，一开口，你已经知道结果是“显著”了。也没什么不好，只是有点浪费时间，让人兴味索然。正确的人从不暴露自己，露出的只有“正确”二字。自以为滴水不漏，不过是在玩把别人都放到被审判的位置、自己扮演正确化身的家家酒而已。不如此，不足以消解内心的不安。
文 李松蔚 编辑 翁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