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书名《悲伤与理智》，可以简单粗略地概括布罗茨基的散文与诗歌的基本特征，但是广义地用于诗歌的“悲伤”和常出现在散文论述中的“理智”，在布罗茨基这里恰恰相反，他的诗歌代表理智而散文反倒散发出更加丰富的情感。或也可以说，因为这种相反于常态的存在，原本站于对立面上的悲伤与理智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作品中得以共存。
他对诗风的追求和喜好，我们可以间接地从他在诺奖演说中所列出的诗人名单了解到——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认为这五位诗人比自己更有资格站在那里接受荣耀。“曼德尔施塔姆有一部诗集叫作《石头》，实际上，布罗茨基认为诗就应该写得像石头一样，要具有雕塑感，其中要包含理性、哲理、公式。他最反感的是浪漫派、象征派。他写诗时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语境包围，而他所不喜欢的正是苏联的那种伪抒情。于是，他自己用存在主义态度写诗。如果一定要给他的诗歌定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有关人的存在的无奈。”刘文飞说。
布罗茨基的诗歌是传统的还是先锋的？他坚持诗歌至上的理念及态度就反映出，他首先是“彼得堡诗歌传统”的继承人。他强调语言的主宰，夸大诗人在写作中的被动性——“诗人清楚，语言不是他的工具，而他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他不止一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将拯救世界”的命题，并提出自己的命题“美学为伦理学之母”。他认为：“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生物，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文学，并非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人类才是艺术的副产品。”他甚而强调：“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使我们有别于动物王国的其他代表，那便是语言，也就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诗歌作为语言的最高形式，说句唐突一点的话，它就是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价值观念。直到今天，俄国学术界都非常强调他对于俄国诗歌传统的继承，认为他是俄国文学“青铜时代”的代表之一。但另一些声音则更看重他文体的实验性，认为他是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文学史上对作家的评价时有出现的悖论发生在了布罗茨基身上，正、反结论同时成立，只是评论者的出发点不同而已。
刘文飞认为，布罗茨基诗中呈现的存在主义态度并没有主宰其散文世界，“写散文时他加入了更多非理性的因素，语言是非逻辑的、跳跃的，他在散文中投入了比诗歌中更多的情感色彩，这同样是一个悖论”。他将布罗茨基的散文定义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体裁——“诗散文”，即用诗的方式写成的散文，它与散文诗的区别在于其文体上更多地指向散文，但写作却是从诗的思维出发，内核是诗性的。“《悲伤与理智》中的21篇散文均以诗为主题，均用诗的手法写成，均洋溢着浓烈的诗兴和诗意，它们的确是诗性的散文，但若仅把它们视为布罗茨基的诗歌创作以另一种体裁形式的继续，这或许是对布罗茨基散文的主题和体裁独特性的低估，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贬低’。”
在普通读者的层面，对布罗茨基诗歌和散文的接受度还受到了语言的客观因素限制，前者几乎全部使用俄语写就，即便是他在1964年因“不劳而获罪”被起诉，1972年由苏联政府变向驱逐出境辗转西方后，诗歌的写作依然使用俄语，而后者则基本用英语呈现。虽然在1963年布罗茨基的诗歌《献给约翰·邓恩的大哀歌》传到西方后就为其奠定了诗名，此后诗歌又为他带来了诺贝尔文学奖、美国“桂冠诗人”等至高的荣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俄语的特殊格律很难被翻译，致使始终俄国人更爱他的诗歌，西方人更喜欢读他的散文。
西方人还常以洋洋得意的姿态欣赏和接受布罗茨基——这位天才曾被苏联遗弃，却被自己造就成了文学英雄。布罗茨基对此不予认同，并有意地淡化自己的受难经历。1988年，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中向学生们提出了明确的忠告：“无论如何也不要把自己放到牺牲者的位置上去。……牺牲者的位置不无诱人之处。它能博得同情，博取名声。五湖四海都陶醉在那以牺牲者的意识为标识的精神折扣品的阴云里。这是一套完整的牺牲者文化，它小至私人顾问，大至国际信贷。暂且不论这个系统所标榜的目的，其最终结果就是降低人们期待门槛，于是，可怜的优势就有可能被视为，或被宣称为一项重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