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满者伯夷之后，印尼就没有再出现强有力的海上贸易王国。殖民者的出现改变了印尼群岛的政治和经济格局。《东南亚的贸易时代》的作者安东尼·瑞德将17世纪中期印尼各海岛从国际贸易中撤退的原因归结于两点：首先是殖民者对于航运的攻击，（荷兰人）“为了加强他们在马鲁古群岛的垄断，封锁葡属马六甲海峡，努力有系统地割断爪哇北部沿海地区港口的贸易动脉，这就导致这些港口地赤贫化”；另外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印尼人自己的问题——比如爪哇岛上的马打兰王国王子就为了有荷兰人武力支持他重新登上王位，而同意了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全部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公司对印度棉布和鸦片的完全垄断，不加盖公司印章的布匹一律不允许进口；公司对大米和蔗糖的出口完全垄断，每年要按照市价给公司供应；三宝垄和其他爪哇岛北部的港口全部割让给公司。”瑞德继续写道：“从那时起，人们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爪哇人厌恶海事。’”爪哇人应对贸易被破坏的方法就是主动从国际贸易中抽身出来。荷兰人抱怨道：他们变得贫穷，不再购买印度棉布，转而自己种棉和纺布。
荷兰殖民者的垄断政策让他们不得不自食恶果。为了弥补贸易损失，他们不再靠东印度公司用贱买贵卖的方式来进行掠夺，而是将公司作为领土统治机构，来向殖民地征收赋税。这次坐车从爪哇岛由西向东穿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经常可以见到稻田与火山相映成趣的景色，火山灰周期性地对土地加肥，所以爪哇的土壤非常肥沃。17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公司正是看到了印尼的土地资源，开始推行一种强迫种植制度。他们规定农民必须把大部分土地和时间用于种植欧洲市场所需要的农作物，并按规定价格卖给殖民政府。这是印尼社会的关注焦点从海洋转向陆地的开始。印尼传统的商业社会转变为农业社会，农业税取代过去的商业过境税成为税收收入的主要成分。
“遗憾的是这种以内陆为发展重心的思路在建国之后也没能得到太多改变。”印尼前海洋渔业部长洛克敏·达尔瑞告诉我。他说，第一任苏加诺总统倒是说了一个振兴海洋的计划，但那是在印尼刚刚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局限在国防和安全的架构之下。那时的总理朱安达发表过一个《朱安达宣言》，它第一次声明印尼各个岛屿之间的海域全部属于印尼领海，海岸基线12海里以内水域也是印尼领海。这就改变了之前1939年荷印政府颁布的《领海与海洋环境条例》中印尼领海只是海岸基线3海里以内的说法，因为那意味着各国船只都可以自由地在印尼领土周围海域航行。在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建设蓝图中，农业处于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海洋事业则退居次要地位。改革时期，瓦希德和梅加瓦蒂在任时间短，无暇提出发展海洋的计划。下一位苏西洛总统任期当中则忙于印尼民主制度的巩固。直到新任的佐科总统，在竞选当中提出了打造“海洋强国”的战略蓝图，并在2014年10月上任后开始实施具体的政策。
这其中，“复兴海洋文化”和每个人都相关。佐科认为，首先民众要改变生活习惯，例如从饮食上增加鱼类在三餐中占有的比例。这不仅为了提高印尼渔业的产量，也是让人们从思想上进行革命：如果渔业在印尼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变大，那么人们对非法捕鱼、海洋污染等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敏感，政府打击非法行动的力度也会更大。除此之外，佐科的政策里还包括开发海洋能源、挖掘海岛旅游的潜力、建设海洋基础设施等等。
在泗水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泗水市下面一个叫纳斑加的渔村。和雅加达不同，泗水市近海的水质要好得多，从事近海捕捞的渔民不需要跑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下网，以躲避工业污染。我终于看到了我想象中的海岛国家的样子：纳斑加渔村围绕清真寺而建，是个生气勃勃的小村子。在那些刷得五颜六色的木屋中间穿行，随处可见正在缝补渔网的妇女、收拾鱼肚子的男人以及拿着油炸鱼饼跑来跑去的孩子们。他们的渔船就停在岸边的浅滩上，一旦下午潮水涨上来，他们就会驾船出海。一位叫苏拉诺的渔民告诉我，他今年56岁，从15岁就随父亲一起出海，“即使收获不好，也没有想过换个职业，因为做渔民最自由啊！”他不记得村庄的历史，但应该已经很久了，自己的爷爷、太爷爷都是渔民。他有5个孩子，3个孙子。“他们中总会有一个继承我的事业吧！”
（感谢杜丁丁、梁庇寒、林优娜、印尼大学Hikmahanto Juwana教授、Evi Fitriani教授、Arie S.Soesilo教授、Dwi Woro Retno Mastuti教授、曾瑞山先生、吴永升主席、鹰航Asa Perkasa先生对本文采访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