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就是那座阴郁的城市芝加哥——我这人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写自己的经历时，我也离不开自己的方式：先敲门，先让进。有时候这样做是出于天真，有时候就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不过，赫拉克利特说过，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到头来，怎么也没法掩饰敲门的性质，不管是门上装有门铃，还是手上戴着手套。”
这是索尔·贝娄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头的第一段。我读的时候有一种瞬间真伪莫辨的奇怪感觉，我不知道作者是在说他自己，还是在说马奇，这有点儿像庄周和蝴蝶的关系。但又一想，有什么区别吗？好比在扑朔迷离的暮光里看一场扑朔迷离的皮影戏，演的和看的都在那层皮里重了影，像被施了催眠术，刚开头已经恍如隔世。
我说的是一种个人的阅读经验，换个人读这部历险记，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云山雾罩、气喘吁吁大概都是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反应。这本书其实并不好读。作者喜欢吊书袋，有时会突然从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跳出来，跟读者谈谈心，来一段苏格拉底式对话。按某些评论家的说法，这实在有故意显摆学问之嫌。书写成这样，似乎不太符合我们的阅读习惯和对冒险小说的猎奇意识。正因如此，一些好东西就被我们错过了——索尔·贝娄虽荣膺诺贝尔奖（1976），却至今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同情，心智而非伦理意义上的同情。
实际上，在现代美国文学里，《奥吉·马奇历险记》开头这段不是一般的有名，贝娄的“粉丝”们都能当场背诵，好比我们读“三国”，上来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寥寥数语，讲出了两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其一，身份问题；其二，现代冒险。放在20世纪西方大背景里看，这两件事都那么令人执迷。
先说身份问题。学界向来认为，贝娄是“Jewish-American Literature”的代表作家。这个意思怎么翻译，还挺麻烦，是“犹太美国文学”，还是“美国犹太文学”，谁修饰谁，弄不清楚会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但不管怎样，作为从东欧移民美国的犹太后裔，这个身份必不可少。“犹太”几乎是“大流散”的同义词，从太古洪荒起便如此，家国一梦，世代轮回。那些百折不挠的复国运动和阴魂不散的反犹主义，根源都在这里。贝娄笔下人物，都背负着这层与生俱来的命运。即使出生在美国，即使全身心热烈拥抱美国文化，那感觉里总有一种被收养的暗影，挥之不去。所以开门见山第一句“我是一个美国人”不是白说的，它像一个了断，下了无比大的决心，把所有的条件状语都埋伏在了后面的故事里。
再说现代冒险。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文学传统，叫“picaresque novel”，流浪汉小说。它缘起于16世纪的西班牙，再往前可在薄伽丘和乔叟的故事里找到端倪。这类小说刻画的都是出身卑微的流氓英雄，他们仗着聪明机智和“我穷我怕谁”的胆量游走在腐化堕落的社会里。在贝娄笔下，奥吉·马奇几乎是个天生的流浪者，他生在芝加哥贫民区，不知道亲爹是谁，长大后从未在一个地方、一份工作或一个女人那里安顿下来。他天资聪颖，因偷书而爱上了读书，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骨子里有非常迷人的“英雄品质”：智勇双全，侠肝义胆，但又没能活出真正的英雄人生来。他不给自己任何承诺，也不问来路，只随他人计划行动。他唯一确信的是两次掏心掏肺的恋爱，第一次追随狂野不羁的西娅去墨西哥放鹰、捕蛇、捉蜥蜴，直至彻底幻灭；第二次携斯特拉去法国，他干起黑市交易，她梦想荣华富贵，小说结束时这场爱恋正走向茫然的尽头。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找到了成功之道，因为他们目标坚定，哪怕不那么高尚，而他马奇尽管有各种机会，却没去实现，因为他拒绝落入名利的陷阱。他总觉得有“更好的命运”专为他而设，在对它的不懈追求中，他拿起了唐·吉诃德生锈的长矛冲上了逆转的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