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黑色西装的孟克文先生很快出现在大厅中，他从纽约上西区的家乘地铁过来，说话短促而简洁。我们跟随他沿扶梯上楼，在墙上巨幅油画里的伊莱休·耶鲁（Elihu Yale）的注视下，来到主休息室。酒吧间就在主休息室旁，要了咖啡，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坐下，星级宾馆的错觉早已退却。在这环绕着古香古色镶木墙壁、壁炉，铺陈着细密地毯和悬挂着五位耶鲁毕业生肖像油画的宽阔休息大厅中，人们围坐在沙发上、壁炉边、大窗户前低声聊天。墙上那几位美国绅士——威廉·霍华德·塔夫特、吉拉德·福特、乔治·H.W.布什、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从高处俯视着大厅中的一切，提醒我们，这里是耶鲁人的私密场所。俱乐部1997年百年纪念的时候，它的会员包括乔治·H.W.布什、希拉里·克林顿、比尔·克林顿、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和纽约州前州长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不好意思正眼打量那些零零散散坐着聊天的人，却感觉余光里晃动的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富家子弟——安森·亨特的影子。安森·亨特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叔叔曾怂恿他参加一家全美最难申请加入的城市俱乐部——只有出生于曾“为建设纽约出过力”的家庭的人（1880年前就富有的家庭）方能加入。但安森在入会后并没拿那个俱乐部当回事儿，而是加入了纽约耶鲁俱乐部，而且从没放弃过这里。有时他会到这里喝威士忌喝到醉；有时会在这里打桥牌打到晚餐时分，然后去某人房间喝上四五杯纯鸡尾酒，过一个快乐而乱糟糟的晚上；亲戚都去外地的别墅度假时，他也会在这里的宾馆住上一段时间。耶鲁校友是他毕业后在纽约的主要朋友圈，只是随着纷纷结婚生子，大学的朋友也逐渐忙碌于各自的家庭了。恍惚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尼克·卡洛韦也正坐在某张沙发上，埋头写着他曾给《耶鲁每日新闻》写过的那些不冷不热的文章，等着晚餐时间的到来；《虚荣的篝火》里的谢尔曼·麦考伊，富裕的华尔街债券交易员，这会儿正准备起身上楼，在房间里泡个澡，然后躺在皮面的床上，等着做按摩。这时，一位侍应生走过来低声对孟先生说，有会员抱怨他带来的客人鞋子穿得不合时宜，意外地把我的思绪拽进了现实。在这各自窃窃私语的大厅里，摄影师同事淹没在茶几后面的那双新百伦跑鞋竟处于一些人默不作声的目光审视之下，顿觉空气中漂浮着挑剔的视线，愈加有局外人之感了。大概是为了缓解尴尬，孟先生向我们道歉说，他也并不知道这里的着装规矩。
这种“局外人”的感觉，哪怕在耶鲁待了很多年，也不一定会随时间而逝。动身前往耶鲁所在地纽黑文之前，曾与在耶鲁英语系教过10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有过一次长聊。德雷谢维奇如今已离开耶鲁，成为一位专职作家。当我向他提及我尚未到纽黑文便已隐隐知觉的疏离感时，他笑道：“你抓住了耶鲁的某种特质。即使对我这样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来说，因为我不是在耶鲁长大的，我也从未感到我真正成为过耶鲁的‘局内人’。”德雷谢维奇来自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他说，作为一个犹太人后裔，“我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是否太具‘犹太性’。就连20世纪50年代就一直在耶鲁教书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也曾写到过，他自己的犹太文化特质，以及他在耶鲁的被排斥感”。虽然耶鲁在不断改变，变得更加多元和兼容并包，但“它的变化并不如它自己想象的那么大”。德雷谢维奇还在耶鲁任教的时候，“曾有一些从美国南部来的或者家境相对贫穷的学生过来告诉我，他们总感觉到，自己不属于那个‘部落’”。在耶鲁的环境里如鱼得水的，依旧是从美国东北部昂贵的私立预备高中出来的学生，他们不少人的父亲、祖父甚至更长的家族成员都曾是耶鲁毕业生。耶鲁本科生入校后，会被分配到它的12个“住宿学院”（Residential Colleges）去（现在正在新建两个住宿学院）。这是中国大学生比较陌生的组织结构和大学生活经验：“住宿学院”不仅是食堂与宿舍，而且也是石墙与带锁的大门围合起来的社交与活动场所。这是耶鲁，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美国东部常青藤学校从牛津与剑桥那里模仿来的“学院”制度，在哈佛叫“住宿楼”（Residential Houses），在普林斯顿叫“饮食俱乐部”（Eating Clubs）。本科生居住在哪个“住宿学院”，是随机分配的，唯有一个例外：如果你的父母或亲戚也是耶鲁校友，你可以选择同样的住宿学院——这种家族时间的累叠与加权，也就让耶鲁大学与一些美国东部古老家族的传统交织在了一起，也才有了“耶鲁的老贵族血统”这种说法。
耶鲁也因此笼罩上了某种神秘感。谈到耶鲁的生活经验，德雷谢维奇告诉我：“他们有心照不宣的规则、不为人知的握手方式、自己的语调和着装密码。”我问他，为什么要用“他们”这个词？他说，他是与耶鲁签约10年的教授，并非终身教授，而耶鲁大学的很多终身教授和行政人员本身就是耶鲁毕业的——这个比例非常之高。“耶鲁人更倾向于相信耶鲁人。如果你不属于耶鲁的系谱，你不会被耶鲁人视为他们的一分子。”在耶鲁，教授间的等级也是很微妙的。“教授们开会的时候，会议的一些部分，比如做决策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教授是得先起身离开的。但如果你是耶鲁毕业的年轻教授，你学生时代的教授就是现在耶鲁的老教授，那么通过私人关系的渠道，你能得到外来者难以知晓的信息。”在耶鲁的10年中，德雷谢维奇曾无数次想到过、也与朋友们探讨过一个隐喻：波士顿的街道没有明确的路标告诉初来乍到者如何前行，它是为世世代代在那里生活的人准备的，而在加州，你第一次上路就会得到清晰的指引。“在耶鲁，有很多规矩和很多行事的方式，但就是没有人告诉你是什么。而只要你张口一问，你就已经把自己标注成了局外人。耶鲁的人都很热情，都有种官方的、正式的客气，彬彬有礼，从不会有人对你说，‘你不属于这里’。但就是有种微妙的感觉，从这种贵族式的环境中蒸腾出来，那种无穷无尽的、生活日常的气息熏烤着你，无言地提醒你外来者的身份。”德雷谢维奇有一位好友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她是耶鲁毕业生，她的父亲是哈佛教授。她这样评价东部的大学：哈佛就像是政治局（politburo），而耶鲁就像是梵蒂冈。”自1766年起，耶鲁所有的校长除一位以外，均毕业于耶鲁，其中仅有个别校长本科阶段没有在耶鲁就读。1918年在耶鲁获得文学士，后来成为耶鲁董事会成员的维尔玛斯·刘易斯曾这样总结耶鲁选聘校长的标准：“耶鲁校长必须是耶鲁人（即本科毕业自耶鲁的人），必须有个性，有宗教信仰，必须是国际知名学者，如果他是人文学者，要深深地尊重科学，如果是科学家则要热爱艺术。他必须是现代人，但要了解过去并有远见。他绝对不能过右或过左，但也不能走中间道路……”
对“纯正”的耶鲁人来说，耶鲁的生活却如呼吸空气一般寻常了。从纽黑文附近一个镇上的高中毕业后，孟克文以优异的成绩被耶鲁录取。1962年，结束在“老校园”（Old Campus）的“大一”新生住宿生涯后，他搬入了刚刚建好的莫尔斯学院（Morse College）。他为此感到很高兴。他并未特别钟情耶鲁那些刻意效仿剑桥大学修建并人工做旧的学院式哥特建筑，他说“我喜欢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学期间，他是耶鲁击剑队的队员，很多时光都在体育馆里度过。耶鲁的秘密社团与俱乐部文化对他没有什么独特的吸引力。“升入本科高年级后，本来有机会加入秘密社团，但我拒绝了。这些秘密社团运行的方式是，同一个班级里的12～15个人——由高一年级的人选定，每周两个晚上待在一起，吃晚饭、谈话聊天，他们不能向‘局外人’透露任何席间谈话的内容。当我进入‘大三’的时候，我已有自己的一群朋友了，不想再花这么多时间与另外的人待在一起。”他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才在某个似乎已被遗忘的角落里回想起来，“大学时代是有一位好友，是伊丽莎白俱乐部（Elisabeth Club）的成员。但那不是一个秘密社团，也不仅是高年级学生才能参加。俱乐部或秘密社团，这不是大部分人会选择的方式。”后来，我们到达纽黑文后，有一次，与一位耶鲁毕业生一同穿行于耶鲁的建筑之间。经过High Street 64号的骷髅会俱乐部时，我问她，是否对这个秘密社团发生过探究的好奇。她回答说“并没有”，“耶鲁有太多的活动、组织和场所，可以让我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了，甚至无暇去关注那些‘兄弟会’似的俱乐部”。就如孟先生告诉我，他其实并不常来耶鲁俱乐部。约在这里，既出于方便，也是为了帮助我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