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保存有证明中印交流的文献。编号为P.3303的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敦煌残卷是一份关于印度制糖法的记录。印度北部在世界上制造蔗糖最早，大约公元初年就有蔗糖输送到希腊。这份记录也表明了我国向印度学习制糖法以提高技艺的过程。
过去很多人会认为中国和印度的僧侣相互往来的现象在唐代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玄奘和义净。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还有没有呢？不久前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在被英国人斯坦因拿走的、现在藏于印度的藏经洞文献中就发现了一些用汉语或者藏语写成的经书副本，他们是当时经过敦煌去印度的中国僧侣留下来的。还有一些抄本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僧侣写的，他们有的是去山西五台山巡礼，那里被认为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这些都表明，从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一直到宋朝都有僧侣交流活动发生，他们在敦煌停留过。编号为S.383的敦煌藏经洞文献是一卷叫《西天路竞》的抄本，由斯坦因带走，藏于大英博物馆中。“路竞”的意思是“所经过的路程”。这个抄本记录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间，由皇帝下诏，派遣157位僧侣去印度求法的经过。他们的路线正是从北宋都城开封出发，到灵州，再到甘州、张掖，经过敦煌，再出玉门关。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来自波斯的影响。在西汉时，我们就与波斯建立了联系。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当时的波斯帝国正处于安息王朝统治时期。安息派了使者给汉朝皇帝进献了礼物。到了东汉，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阳翻译佛经。莫高窟的壁画中就描绘了和安世高相关的传说。比如晚唐第9窟、五代第108窟和北宋454窟甬道顶部都绘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见的异事，情节是一条蟒蛇向安世高讲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学，因为罪业化身蟒蛇，如今愿意捐出所有，请求安世高为他建造佛塔。这些和故事的广泛绘制和传播，都说明安世高在中国的知名度很高。
从汉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间的来往频繁。《魏书》记载，波斯使臣来中国交聘达数十次之多，给北魏皇帝带来的各种礼品，有珍物、驯象等。西魏时，朝廷派遣张道义率团出使波斯。到达敦煌附近的瓜州时，正赶上内乱，滞留期间，还暂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务，并将情况上报朝廷。波斯的萨珊帝国在632年起被阿拉伯军队攻击。在651年灭亡后，萨珊王朝末代皇帝的儿子俾路斯曾逃到中国唐朝，请求唐高宗发兵抗击阿拉伯人的入侵，唐朝护送其返回今阿富汗斯坦锡斯坦一带，于661年建立波斯都督府，但到663年终为阿拉伯帝国所灭。
这些不间断的交流活动都为莫高窟留下了诸多波斯元素。比如，西魏285窟有“五百强盗成佛”的故事画。画中官兵所骑的战马全身披挂形制齐全的马铠，从保护马头的“面帘”，到保护马后部尻部的“寄生”一应俱全。这种保护战马的防护装备便认为是源自波斯。又如隋代420窟彩塑菩萨的衣裙上绘满了环形联珠狩猎纹样，每一枚环形纹样的中心都画有武士骑象举棒形武器打虎的图案。《旧唐书·西戎传》中说波斯国“其国乘象而战，每一象，战士百人”，可见它来自波斯人的形象。而像连珠纹这种装饰纹样，在波斯萨珊王朝时期非常常见。
敦煌莫高窟中还能看见来自中亚文化的输入。像初唐220窟《药师经变》的画面里有中亚康居女子在小圆毯上表演快速旋转的胡旋舞，舞者两侧为有打击、吹奏、弹拨乐器组成的伴奏乐队。
文化的传播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中间经过了若干次变化。敦煌壁画从6世纪到13世纪都有丰富的日神、月神图像，比如西魏285窟的日天和月天，马车的驷马两两相背而行。还有像是盛唐144窟画的日神，骑在呈正面姿态的马背上。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亚的元素，又交织了希腊和波斯艺术的影响。当年亚历山大东征时，可能将古希腊神话中的日神、月神及其坐骑的图像元素传入西亚波斯，产生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太阳神密特拉神及马车图像，再传入南亚西北印度，又产生了印度教的日神苏利耶神及马车图像；经由西北印度传入中亚地区产生了佛教护法神日天、月天形象，接着继续东传道新疆和敦煌。另外一个例子是莫高窟经变画中经常出现的人头鸟身弹奏琵琶的伽陵频伽鸟，最早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塞壬。它也是人头鸟的样子，会用自己动听的歌声，使过往的水手失神触礁死亡。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间对话、相互影响的结晶。没有外来文明的滋养，不可能形成这样丰富绚烂的洞窟艺术。
敦煌与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