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4年，“华盛顿号”商船从广州返回纽约，船长带回一位“漂亮的中国女郎”，好奇的观众只需要花费50美分，就可以看看这位“阿芳妹”（Afong Moy），还有她的三寸金莲。虽然实为促销中国商品的手段，纽约一时观者如堵。随后，雇用中国人成了美国茶叶店的常见景观。不过，与上述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同，也有美国商人以公共福祉为己任，愿意向公众“全面展示中国”。1838至1846年，在对华贸易中成为巨富的费城商人内森·邓恩，以惊人的个人收藏在费城和伦敦举办“万唐文物”（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大展，涉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邓恩赞许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以正面态度肯定中华文明，批评英美商人走私鸦片的行为，甚至寄望于这个展览能影响英国的对华政策。可惜，鸦片战争使邓恩的努力化为乌有，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人对于中国的评价一落千丈——滑稽的外观、荒唐的骄傲、怪诞的习俗、无谓的礼节、可笑的仪式——一个被矮化的中国形象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美国的需要。在这样的舆论背景下，1847年，英国船长查尔斯·凯利特以欺诈手段指挥中国船只“耆英号”抵达纽约，他收取门票，让美国人观看中国船员“吃老鼠肉、吸食鸦片、敬拜菩萨”，尽管这种闹剧场景实则是凯利特自己导演，但是强化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耆英号”是以清朝官员耆英而命名的，耆英签订了众多不平等条约而在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时，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当时，美方的代表是顾盛，顾盛固然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中国，认为“我们成了老师的老师”，但他的两位副手——约翰·彼得斯和乔治·韦斯特——却在中国爱上了中国。回到纽约后，彼得斯创办了中国博物馆，韦斯特则展演中国全景图，试图抗衡美国主流舆论对于中国的负面评价。
对于美国“汉学之父”、传教士、外交家、语言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作者海达德给足了篇幅。卫三畏在华传教43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耆英号事件”后，他把主要精力转向一个新的计划：不再说服中国人皈依上帝，而是向美国同胞传教，介绍中华文明的价值，解释中国人的行事之道。其最后结果，就是长达1200页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国总论》。
1876年，卫三畏的好友容闳、“中国学童留美教育计划”的执行人，将113名中国学童带到了博览会的现场，力图挑战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展现中国面向未来的新性格：年轻、敏捷、勇敢、强健、灵活。如果说那些传统手工艺展示的是中国式的中国，学童们作为“第二展”，展现的则是美国式的中国，二者其实都不能准确代表真实的中国。可惜数年后，留美计划瓦解，即便卫三畏发动给李鸿章和曾国藩的连署请愿信也都无效。同时，美国的《排华法案》生效，直至1943年“二战”期间才告废除。
海达德希望说明，在建构中国形象的美国人中，并不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他们的文化产品也没有一以贯之的反华信息。的确，美国人的主流态度使得《排华法案》通过并实施，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或者没有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愿望，他们的中国观来自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大众传媒，比如布道、报纸、书籍、政治讲演、日常俗语、闲聊的玩笑。与此相对抗，建构中国形象的人常常肩负抗衡主流民意的作用，他们的博物馆、全景图、书籍、游记和演说，虽然影响有限，却以形象的多样性动摇了美国的反华情绪。声音虽然微弱，毕竟曾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