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社会哲学
罗素老年时，在BBC的一次访谈中，反思了他自己与布鲁姆斯伯里派之间的差异：“我们依然带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特征，我们相信，通过参与政治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可以获得秩序井然的进步。我们之中更自信的人可能希望成为民众的领袖。凯恩斯和利顿那一代人没有寻求与凡夫俗子保留任何亲密关系，他们追求淡出尘世的生活，崇尚雅致的细微变化和优雅的感觉，认为美好的东西在于精英集团内部充满激情的相互佩服。
1920年10月，罗素到了中国，看到的一切让他非常着迷。公众的主要兴奋点不是在罗素对逻辑学和数学哲学的贡献，而是在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他被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他在写给情人奥托琳的信中说：“中国是一个艺术之邦，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他曾经详细对比了维多利亚人与布鲁姆斯伯里派的差异，对比了一方的活力和能量与另一方的无精打采的艺术感。俄国与中国的对比与此类似：布尔什维克政权让他看到，完全忽视当代生活的雅致的愉悦导致的危险；中国人让他看到，如果扩大那些愉悦、排除其他东西，也可能导致危险。
在罗素的余生中，康拉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其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取了康拉德这个名字，康拉德的小说表现了罗素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焦虑，表现了他对精神失常的恐惧，表现出了他的孤单感。
在罗素看来，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致力于发掘人的心灵的隐蔽部分。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说明了实现神灵救赎的需要，康拉德创造的角色却说明了自我控制的必要性。罗素说，从根本上看，现代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哲学：一种（以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和浪漫主义显示出来）源于卢梭，鼓吹放弃所有形式的约束；另一种（以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显示出来）寻求从人的外部强加约束。这两种哲学都应该加以排斥，康拉德坚守更古老的传统，认为约束应该来自人的内心。他一方面鄙视没有约束的做法，另一方面讨厌仅仅来自外部的约束。
1911年10月，维特根斯坦开始上罗素的课。起初罗素觉得维特根斯坦喜欢争论，令人厌倦，甚至显示出傻瓜的特征。“我要他承认，我的房间里没有犀牛，但是他不肯。”课后维特根斯坦常常到罗素的房间拜访，阐述他的哲学见解。“他非常顽固，和他交谈简直是浪费时间。”但慢慢罗素越来越喜欢维特根斯坦了，认为他很有天赋，开始把他当作同一哲学运动中的合作伙伴、当作自己的学术继承人，觉得可以把数理逻辑问题交给维特根斯坦去研究。
罗素发现了维特根斯坦身上的特质。“我告诉他，他不应仅仅陈述他认为正确的理念，还应该提供论据。但是他说，论证破坏理念之美；如果那样做，他觉得自己仿佛用带着泥浆的手，弄脏了一朵鲜花。他确实让我深感触动，具有智性的艺术家非常罕见。”后来情况出现了反转，维特根斯坦倒教了罗素许多东西，而且维特根斯坦对罗素的方法不屑一顾，对罗素“物质可以利用从感觉材料建构出来”这一核心观念也不感兴趣。罗素没有意识到维特根斯坦跟他在哲学上决定性的差异：罗素认为哲学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得以看到在冲动、激情、日常生活之外永恒、不变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拒斥这种观点。但罗素对维特根斯坦很耐心，喜欢他对理论的激情，也尊重他智识上的纯粹性，这种坦诚的态度与他对待情人时的阴险和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笔/薛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