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发现了张献忠的沉银，但他究竟沉了多少，是主动自沉，还是意外沉下的粮草，未有结论，仍然是谜。
首次证实，沉银之谜揭开面纱
2005年4月20日，杨富华像往常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岷江河道里捡拾白火石（鹅卵石）卖钱，却真是“捡”来了意外之财。这河道是县里正在实施的岷江引水工程，有一边的河道已被挖下了两三米深。他等候着挖土机从河道深处挖出更多的石头，这样可以捡得多也可多赚一些。
杨富华记得银锭掉出来的时候，挖土机挖了两层，第一层不到一米，第二层铲下去起码有两三米深。“当时并未注意，挖土机把石头挖起来，堆积在一边，装载机再来铲，铲了之后倒出来，倒出来由于是从高处往低处，里面的东西散开落在地上。”捡石头很有经验的杨富华很快发现其中与石头很不一样的黑糊糊的东西。“一共捡到了五个银锭！”杨富华的激动迅速引来了许多村民围观和骚动，大伙都寄希望于像他一样捡到宝贝。
捡到银锭的第二天，杨富华就将其中两枚卖给了新津县一个叫冯建新的人。一个卖了1900元，另一个卖了1000元。杨富华回忆，那个卖出1900元的银锭上面清晰地写着“崇祯××年，饷银五十两，银匠姜国庆”。由于害怕，他将所剩中的两枚趁夜色又埋回了工地。
民众的哄抢很快引来县里派出所民警和文物管理部门的人。但时任彭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的方明注意到的并不是那些早被村民一抢而空的银锭，而是散落在一旁的几根青冈木。“民间传说张献忠沉银就是藏在木头里，虽然没看到银子，但有这样一个东西了。”方明于是指挥属下捡回那些木片。在他看来，青冈木比农民们捡到的银锭价值还要高。经现场测量，青冈木一根最长的一片大约有120厘米，方明用这些木碎片刚好拼出了半只木筒的形状。
方明将青冈棒复原后，显示由两个半筒扣合而成，中心位置刚好形成一个长约100厘米、直径为15厘米的圆形空间。而在现场，工程施工监工当场交出了一个银锭，方明接过来，马上判定银锭属明代，重量在50两左右。这枚宽约13厘米、高10厘米的银锭刚好可以放入那拼凑好的半只木筒中。方明将银锭和木筒比画了一下，判定这个长约100厘米的青冈棒内，基本可以放置10枚银锭。
雷长明是捡到最后一枚银锭的人。
雷长明得知江里能“钩鞘宝”已经是21号了。上完夜班回来的他听妻子说在老乡家见到了捡来的大银锭，一共有10枚，老乡们只捡到9枚，还有一枚未被找到，两人打算着，“去河道里看看，转一圈，去钩一钩”。
雷长明家就在岷江河道的岸边，穿过新铺的河边水泥公路，就能到达河岸边。岷江河水靠近雷长明家的这半边由于施工已经被拦截，第二天一早他带着碰碰运气的心理直接走进了施工现场。
挖土机还在作业，当时文管所所长方明正下令让挖土机将剩下的青冈木从沙石里翻出来。雷长明觉得运气特别好，“挖土机一翻，刚好翻到我面前，被我看到了”。这时妻子站在岸边叫雷长明回家吃饭，雷长明捡到银锭就往家里走。
妻子刚回到家，雷长明还未到家，派出所民警的车就停在了家门口。老两口起初不太情愿将银锭交出，也并没有意识到银锭作为“文物”的重要性。民警无奈之下只好让村里和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来做工作。几天后，雷长明才将银锭主动上交。
算上雷长明、杨富华及其他村民主动上交，以及警方追回的银锭，2005年引水工程施工期间，彭山县一共收回了7枚银锭。方明根据青冈棒破损的情况，判定另外三枚在水中经过百年冲刷，木头腐烂，形成缺口，也许早已流失。
出土的银锭经四川文物委员会鉴定属明代银锭，其中6枚有铭文的属于二级文物，1枚没有铭文的属于三级文物。吴天文将这些篆刻于银锭上的铭文抄录下来，他们惊奇地发现，每件银锭都有不同的产地，将产地与四川连在一起后，在地图上出现的路线恰巧与明末农民起义将领的作战路线图吻合。七枚银锭以及青冈棒的发现，所有证据指向了300多年前的张献忠。果真与张献忠有关？
驱车从彭山县城通过岷江大桥，便能到达江口镇。
沿着山边公路行驶几公里开外镇政府门口刚好正对江中“江口”的位置。“江口”的来历，是因此处位于南河和府河的交汇处，两河汇流形成岷江，直奔乐山、宜宾最终汇入长江。
靠近江口镇的岸边立了一块碑，是由四川省眉山市在2010年认定的“江口沉银遗址”。现任彭山县文管所所长吴天文告诉我：“自从2005年出土并且正式开始通过正规渠道回收文物以后，我们将这片区域申报为市级的保护单位，于2010年申报成功。”
不论文物管理部门还是当地村民，都强调以前关于张献忠在此地沉船并藏有巨额财宝的说法都只是传说。“之前都是传说，整个岷江河道这么长，你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里。直到后来发现东西后才把它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吴天文说，“考古方面都要有事实依据。”
2005年发现银锭之后，曾有许多公司表示愿意斥巨资来进行发掘工作。直到2011年，在江口处进行采砂作业时，再次发现了文物，村民再次蜂拥而上，多的时候河道里有两三百人。其中具有较大文物价值的是金封册。这是一页残缺的金封册，长12厘米、宽10厘米、重730克，刻着29个字，经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可能是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国后，颁布的法令的第一页，因为残缺无法获知全部内容，估计是皇宫制度。”吴天文说。吴天文回忆追缴的过程：“一位村民向我们报告金封册被村民捡走了，我和公安部门一起去他家很多次，其间还带回公安局询问了多次，最后才把东西拿出来。”
自那之后，河道里一天比一天热闹。吴天文回忆，不法分子开始乱挖乱采，盗掘、贩卖文物情况十分严重。2013年以来，每天深夜到次日凌晨4点，有十余只渔船在遗址保护范围内挖掘文物。江口镇双江村的老村支书梁世忠告诉我，前两年每到夜晚就有渔船出现在江面，他的儿子一家人在江边住。“每天晚上我的孙子睡觉睡不着，恼火得很。船、潜水衣，他们到河头去捞，把石头挖起来，声音很大。”梁世忠说，“现在清静了，有好几个月没来船了，晚上睡得好了。”
老支书所提到的时间节点，刚好是去年彭山区检察院对外宣布介入彭山区公安局侦办的盗掘“江口沉银——张献忠沉宝遗址”重大案件的时期。吴天文告诉我，现在不再那么担心河道中的盗掘行为。“我们都在监控，而且之前也打击了一部分，大家都知道利害关系，都不敢去。那边有看护员，重点在晚上看，我们和公安联合起来不定期检查，也没再发现过类似行为。”
处于冬天枯水期的岷江河水量很少，水流也并不湍急，河道中不时可见到裸露的河滩。雷长明站在家门口，指给我看远处的岷江桥墩说：“90年代时沙子可以覆盖桥墩，现在桥墩全部都亮出来了。”他告诉我，原来涨水时河水可以没过家门口的公路，水大时能在家门口捕鱼，近十几年再未见过岷江的高水位，采砂也使河床整个都下降了。而这也是这些年江中“宝贝”不断涌现的环境原因。
关于江中沉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故事令村民们都认为，就在不远处的江中埋藏着大量的宝藏。“这河头银子很多。”80岁的老支书梁世忠回忆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打鱼都能打到鞘宝，也就是银子，“我们常说：‘把鱼竿甩出去，再勾回来，都能勾到鞘宝。’”
梁世忠见过的江口大水量时的情形更让他相信张献忠“沉船”的说法。“原来南河和府河相结合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陡滩滩，现在都没有了。那时经常打翻船。从成都来的柴船、米船都要打翻，米和柴都浮在江面上。”梁世忠说，“我听说了千船沉银，具体是不是千船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后来我看到那个地方打翻的船，我们知道的船，不管是柴船、米船，还是装其他的船，我们是亲自看到的。”
研究巴蜀文化，并著有《张献忠传论》的袁庭栋先生认为，张献忠在江口与杨展大战一场之后战败，战船被破坏，有一些和张献忠有关的文物沉在江底，袁庭栋认为是很正常的。另外，江口自古就是川西地区最大的渡口和码头，“码头和渡口时间长了，从船上掉一些东西下去，包括一些金银财宝，也很正常。掉下去的银锭等东西，从渡船上、巡船上掉下去都有可能”。
“有意”或“战败”沉银？
2015年12月2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邀请了国内专家权威，在彭山区开了一次研讨会。会后十余名专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考古研讨会专家意见书》，基本确定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即为历史记载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介绍说，专家根据考察现场，以及在这个区域内收集的文物，还有史料的记载做出这样的判定。
张献忠于1630年开始起义，于次年参加农民起义联军，后破凤阳，焚皇陵，转战皖、豫、陕、鄂等地，1638年袭南阳失利，伪降。次年再起，转战四川、湖北等地，并于1643年在武昌称大西王。次年破成都，改称秦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后称帝，以成都为西京。
史料均记载张献忠在征战过程中疯狂敛财。“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他曾在成都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的富有：24间屋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瞠目结舌。”而这些宝物在张献忠于1646年被清军于凤凰山乱箭射死后下落不明，令这些宝物变得神秘不已。
根据历史上一些关于宝藏的史料记载，一说是张献忠故意把宝藏掩埋。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后，拦截江水，掘开锦江，深挖数丈，埋有“金宝亿万计”。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也有掘江藏宝的记述，杨鸿基的《蜀难纪实》中有“乃焚舟沉镪而还”的记载。
对于将江口认定为“沉银中心区域之一”，吴天文说：“因为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文物，以前传说在其他地方也有沉银，但考古方面是需要有事实根据才行。”
吴天文口中的“其他”地方就包括《明史》和《绥寇纪略》里记录的锦江藏宝，以及埋青城山说。历史上清代、民国时期均有“掘地三尺”挖宝的政府行为。这也是“藏宝说”所带来的“影响”。“我们这几十年一直有人希望张献忠藏宝是真的。都想去挖这个宝，发大财。”袁庭栋表示。其中民国川军将领幸蜀峰领导的那次“淘江”行动最为声势浩大，具体位置在今天成都望江楼下游这段长50米的锦江河道。
1939年冬的“淘江”工程曾报请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批准，理由是为了“支援抗战，为抗战提供财力”，而根据就是一份“藏宝图”。这位川军将领的遗嘱中虽曾提到“藏宝图”的来历，然而他的遗物以及官方收藏的“淘江申请”资料中，均未见到这张“藏宝图”。
在成都当地流传着关于张献忠宝藏的一句童谣：“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在幸蜀峰动用当时成都能找到的所有机械，出动军队，开始挖掘工作一个月后，传说中的“石牛”真的出现了。这也是当年挖掘最为振奋人心的结果，因为挖到了“石牛”意味着离“金银万万五”就不远了。据幸蜀峰记载，接下来的第二天，他们陆续挖到了黑色的人骨、还带血的石砂以及刻有“张”字的石条。最终他们挖到的并非传说中的巨额宝藏，而仅仅是十几枚大顺通宝铜钱。
关于“石牛”的解释，据《寻找迷失的宝藏》中引用专家意见推断，石牛多半是在比张献忠更早期就存在的，且是迷信用于镇水和治水的。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谢元鲁说：“其实与其说是张献忠留下的，不如说是当年都江堰水利工程留下来的。”
二说是在大清顺治三年，张献忠驻守四川的大西十万余军队面临故明军队和清军主力的两面进攻，试图顺长江东进湖北，行至彭山江口时，遭到明参将杨展的阻击，退回成都。遭到阻击的张献忠部，由于战败，“千船沉银”。如《彭山县志》则有具体的记载：“顺治三年（1646）四月，明参将杨展占领嘉定后，沿江而上攻占彭山。秋，张献忠部与杨展决战于江口镇，张部战船被焚，沉没过半，伤亡惨重，败回成都。”《蜀碧》记载雷同，“（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杨展埋于彭山的江口，放火烧张献忠战船，使其沉没，张败北。
袁庭栋也应邀参加了去年12月的研讨会，也赞成江口这片区域是“沉银中心区域之一”这一说法。但他更倾向于江底所沉之物是张献忠战败后，随船沉入江底的是随身携带的“粮饷”。“他主动将银沉下江底，或者说他主动把宝藏藏在江底，这个说法我从来都不支持。”袁庭栋郑重其事地告诉本刊。
“明末不管张献忠还是李自成，他们有个特色，他们的部队是要带家眷的。李自成的部队是这样，张献忠的部队也是这样，所以人很多。”袁庭栋说。张献忠及其部队被称为“流寇”，即流动之中，从地主家、官府家没收或者抢夺银两和财产，作为他几十万部队的财政支持。
再从江口战败的部队来看。“当年张献忠是在江口和杨展打了一仗，打败了，战败的是水军，水军从来都不是张献忠部队的主体。”袁庭栋说，“他的陆军还在。”留下的陆军则组成了张献忠稍后北上抗清的主力。张献忠战死于凤凰山之后，“他手下的四员大将，把他手下的十几万人向南撤，撤到了今天的云南、贵州，和清军对抗，对抗了十几年，也就是说十几万人的部队，和清军对抗了十几年。这样一支部队，他为什么要把金银财宝沉在江底？这绝对不可能”。袁庭栋告诉本刊。
历代寻找张献忠宝藏的“淘宝”工程可以说均没有任何大的收获。史料中所记载的张献忠富可敌国的宝藏也从未见展现过它们的真实面目。2015年12月认定的“张献忠沉银中心区域之一”的范围内到底藏有与张献忠有关的多少金银财宝呢？吴天文显得比较谨慎：“无法知道沉船数量就不知道大概范围，以后要通过手段才能发现底下到底有多少东西。现在都在水下，所以不能具体确定。”吴天文说，研讨会过后，专家呼吁将遗址保护起来并进行水下考古工作，目前相关工作仍然处在准备时期。
而袁庭栋对“江口沉银遗址”内沉有多少宝藏数量所持态度则更加保守，认为《明史》中关于张献忠有千船宝藏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对于清代关于张献忠的一些记载，袁庭栋也认为应该要谨慎对待，小心鉴别。
埋沉在时光里的水下秘密，“沉银”的一切真相，或许只有等到真正开始考古挖掘的那一刻方能揭晓了。
记者 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