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事帖》 传奇与流转
古书画的命运，取决于它的流传。
“局事多暇，动履禔福。去远诲论之益，忽忽三载之久。跧处穷徼，日迷汩于吏职之冗，固岂有乐意耶？去受代之期虽幸密迩，而替人寂然未闻，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旷弛，实自贤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专此上问，不宣。巩再拜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
这是曾巩62岁时所书信牍《局事帖》的全文。2016年5月15日晚上11点，中国嘉德2016春拍“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古代”专场上，《局事帖》以1.8亿元落槌，加佣金2.07亿元成交，成为2016嘉德春拍“大观”夜场的最高拍品。这件拍品被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中军收入囊中。早在1996年8月28日，这件存世近千年的信札出现在纽约佳士得“张氏涵庐收藏”专场上，尤伦斯夫妇当年的经纪人吴尔麓以50.85万美元（当时折合人民币约452万元）竞得。13年后的2009年11月22日，在北京保利夜场，曾巩的《局事帖》以1.08亿元人民币成交，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书画的亿元时代。
曾巩，字子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生于江西南丰的一个世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从小受到家庭的熏染，有不同凡响的才华和进取精神。青年时两次落第，却有幸投身文坛巨匠欧阳修门下，极受老师的赏识，并以此夸耀于人：“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得老师的指导，曾巩勤奋精进，名倾一时，有“雷动风兴，声薄于天”之誉，“妇人孺子皆能道其姓名”。
嘉祐二年（1057），39岁的曾巩考中进士，次年被任命为太平州（安徽）司法参军。嘉祐五年（1060）经欧阳修保举返京，任翰林院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熙宁二年（1069），曾巩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初为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四年（1071）改知齐州（今山东济南），熙宁六年（1073）徙知襄州（今湖北襄樊），熙宁八年（1075）底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十年（1077）加授直龙图阁，移知福州，元丰元年（1078）正月奉诏知明州（今浙江宁波），仅5个月，又徙知亳州（今属安徽），元丰三年（1080）又奉命移知沧州（今属河北），在赴任途经开封时被神宗召见受到赏识而留判三班院，终于结束了12年的宦游生涯。
在文风极盛、群星灿烂的北宋中晚期大时代中，曾巩卓然崛起，受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的推崇赞誉，“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唯恐不及”，影响极为深广。但其身后，却遗墨渺然，连他的推崇者、《年谱》编写者朱熹50年间才一见其真迹手墨。
中国嘉德拍卖公司顾问、书画鉴定家尹光华说，统观《局事帖》全篇，可以知道这是给“无党乡贤”的一封回信。纸短意长，内容丰富，其字里行间流露的信息，还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一书札书写日期之谜。本信末行受信人的称呼是这样的：“运勾奉议无党乡贤。”“运勾”“奉议”是曾巩同乡无党的官职。而“奉议”这一官名，因避宋太宗赵光义名讳，从太平兴国元年（976）起改称“奉直郎”，直至元丰三年（1080）九月官阶改制，才恢复这一官职。此前100余年，没有奉议郎之称。曾巩在本札末已用此称呼，说明它书于元丰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后，而当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见曾巩，“赐对延和殿”，并结束了外放生涯。因此，这封信只能书写于九至十月间。由于信末已写明“二十七日谨启”，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间只有一个“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书写本札的确切日期。这时，曾巩已经62岁，来日无多（三年后他便去世了），当初“与访问，任献纳”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责任感越来越迫切（这是他回京后的作为可以证实的）。而此顷，他又奉敕要移知沧州了，因此，《局事帖》中急于改变现状的焦灼心就不难理解了。
《局事帖》的收藏历经何良俊、项元汴、安仪周、王芑孙、曾燠、费念慈、许源来、张珩、张文魁等收藏名家。何良俊（1506～1573）在《局事帖》上钤盖的是一方“清森阁书画印”。良俊字元朗，松江人，嘉靖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是一个好读书藏书的学者，久居吴门，与文徵明等友善，亦好收藏书画，蓄“杨少师、苏长公、黄山谷、陆放翁、范石湖、苏养直、元赵松雪之迹不下数十卷”。他收的宋人书札亦不少，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吕公弼、韩绛、孙甫、吕大防、吕嘉问、刘正夫、汪藻、赵令畤、蔡卞、蔡翛、陆游、范成大、张孝伯、吴说，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蒋之奇、上海博物馆的张孝祥等的手札不下20余通。皆真迹，可见目力之精。其中蒋之奇、吕公弼、刘正夫、汪藻、韩绛、赵令畤、孙甫、吕嘉问、吕大防、蔡卞、蔡翛和曾巩一样都是元祐党争中人物。作为学者，何良俊对这段历史这些人物显然有特殊的兴趣。此后这批书札悉数被项元汴收得，估计在何良俊之手已装裱成册，才能聚而不散地归于项氏了。这种有目的有选择的分类收藏，从一个侧面证明《局事帖》是被何良俊认定为元祐党人曾巩手墨的。
或许是上述装裱保护措施得法，何、项收藏的这批北宋遗札至清早期又都到了安仪周手中。安氏是大家公认的清代最有眼力的鉴藏家之一，这批书札每一开都被钤上他的藏印（他在《局事帖》上钤有“仪周鉴赏”及“无恙”鹤形印），并著录于他的《墨缘汇观》中。而何、项递藏的陆游、吴说、孙觌、张孝伯等札则未见安氏藏印，估计这批南宋人书札并未与元祐人物札装裱保存在一起，而在安仪周之前已分散他处了。
安仪周身后，他的藏品大多被乾隆收入内府，包括上述元祐党人书札。而《局事帖》及蒋之奇《北客帖》（今藏北京故宫）、张孝祥《泾川帖》（今藏上海博物馆）皆未著录于《石渠宝笈》，可见它们是在安氏藏品被收入内府前在安家散出的。安仪周之后，《局事帖》被王芑孙收得，但不久就为曾燠家族所有，钤有“盱江曾氏珍藏书画印”。清末，它曾入费念慈手，钤有“西蠡审定”的白文印。费氏是晚清著名金石学家，负鉴赏盛名。他久居苏州，可见《局事帖》正流传于江南一带。
民国，《局事帖》入许姬传、许源来兄弟“天泉阁”，并归于鉴赏奇才张葱玉。张葱玉青年时便以善藏闻名上海，吴湖帆等前辈都极为推崇，所收宋元名迹多精品。新中国成立后被文化部文物局聘任为处长，为国家征集、鉴赏古书画，有一言九鼎之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因经济发生巨变，所收宋元书画及大批名人书札皆变卖殆尽，《局事帖》遂为上海实业家张文魁所得。张文魁亦善鉴定，尤好收书法，后定居海外，1996年以其所藏付佳士得纽约拍卖。消息一出，举世震惊，国家文物局亦派专人前去竞争，是有中国艺术品拍卖以来质量最高的专场拍卖。曾巩《局事帖》由此闻世，而为学界、藏界瞻目了。
古书画的命运，决定于它的流传。《局事帖》和今藏台北“故宫”的那批北宋人书札，从安仪周那里分出，《局事帖》从王芑孙开始，流转于江南几位有财力目力的鉴藏大家手里，得到了妥善的保存，200多年来，逃过种种劫难，和进入内府一直安藏宫中并最后被国民党带到台湾的那近10页北宋书帖一样，都保持着纸墨如新的良好状态。
尹光华说，曾巩手墨历来难得一见，除《局事帖》外，宋元以后绝少见于诸录，原因是曾巩自卷入党争并因之外放，10多年中为求自保几乎不再与人通信，更不主动给京中旧友通信。这是他自己说的：“巩久兹外补，利在退藏，一切不为京师之书，以此亦疏左右之问”；“僻守陋邦，远违严屏。自便退藏，莫驰竿牍之问。”返京后，直至去世，更专注于他的“顾问”之责，为整朝纲、除弊政出谋划策，仅在任中书舍人的100多天之内，就书写有制诰、诏、策200余首。一心国事，私人通信自然无暇顾及。而其前半生因勤于治学，书札手墨也不会多，在文字狱炽烈的时候，一定又人为地被毁。无怪稍晚于他的朱熹，一生留心曾巩的文字，“五十年乃得见其遗墨”。
拍卖之后，嘉德中国书画总负责人郭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我们在拍品结构上做了调整，古代书画的数量和估值比重有所提高，体现出市场成熟的眼光及对精品的追捧。这次大观古代部分精彩纷呈，令大家颇为期待。有不少新晋买家进入古代收藏领域，古代高端品质拍品整体亮相，获得了不俗佳绩，亦从中可见市场现金流依然十分有限。宋元书画作为古代最稀缺的资源，引起高度关注，找到了好归宿。”
事实上，在近两年经济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中国古代艺术品及书画的拍卖呈现明显的单边化模式，那些来源有序、稀缺的艺术精品价格依然坚挺受市场追捧，《局事帖》在今年的高价成交是为一例。而中低端艺术品价格较前几年则大幅度缩水，约下跌60%左右。
记者 李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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