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不完美的过去
我们对事件的集体记忆往往是不准确的，理解这一点可以更好地解决冲突，预测一个群体或者国家可能在未来采取什么行动。
不同人的“二战”
对于历史的记忆，一种叙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德国空军持续轰炸了8个月，伦敦大约2万人丧生，100万家庭被夷为平地。当时，伦敦人冷静地凝聚在丘吉尔身后，充满了决心和勇气，毫不畏惧希特勒。但是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真相并非如此。通过当时的信件、日记和报纸，他们得出结论：当时的伦敦人惊慌失措，疲惫不堪，无法入睡，总是处于哀悼亲人的状态；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伦敦人口被疏散到农村，丘吉尔到了被轰炸过的地方时，经常是“嘘”声一片，人们的士气并不高涨。
事实上，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的伦敦充满了动荡和绝望，而日后美好的描绘则代表一个群体的虚假记忆。为什么人们的记忆会出错，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去年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70周年，华盛顿大学研究记忆的心理学家亨利·瑞迪格（Henry Roediger）等人的研究表明，美国民众对此的认识是：日本拒绝投降，偷袭珍珠港，美国为了终止战争，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杜鲁门总统和将军们下令扔下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从而结束战争。相比之下，俄罗斯盛行的说法是：美国投放原子弹只是为了震慑苏联，默许美国战后的要求；日本原本就濒临投降，战略上来说投放原子弹是不必要的。
每个国家的人都有自己关于战争的集体记忆，不同的记忆共同体对过去有着不同的解释。
简单来说，集体记忆指的是一群人记住过去的方式。集体记忆可以由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组成，共同的记忆可以关于事实也可以关于解释。对于任何我们所属的重要的社会群体，每个人都有集体记忆。家庭成员可能会记住他们的经历或者一个特定的事件，比如一家人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胜地度假。
记忆自古以来就是被人们重视和探究的心理功能之一。希腊人的“故事”，意思是“老奶奶”。古时候，总有老奶奶在家里的火炉旁，对一群围绕着她的小孩们讲故事，她用讲故事的方法把之前的记忆延续下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把这些故事叫作“老妇人的故事”。
如今，生活中也随处可见集体记忆的痕迹，当你一遍遍听父辈讲述家族的故事，然后再讲给自己的孩子听时；当你奔赴异国他乡，找不到心里归宿时；当你在博物馆深处感慨万千时；当你在民族战争纪念活动中同情或悲愤时，你已经开始有意无意地感受到了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新兴的研究主题。1925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明确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一般认为，记忆是一种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但是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一种集体社会行为，现实的社会群体都有其对应的社会记忆，或曰集体记忆。
人们对集体记忆如此感兴趣缘于两个原因：第一，从学术发展的历程来看，对群体现象的研究历史由来已久，集体意识、集体表征、集体心理、集体记忆等一直是众多学者所感兴趣的重要主题；第二，从情感角度上讲，对于群体延续和发展的追问、思考以及展望，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责任，集体记忆的研究是关乎群体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个重要命题。
瑞迪格认为：“集体记忆的实证研究是一个相当新的方向，研究人员开始注重很多资料来源，诸如报纸、访谈，以及通过检测某些单词或者短语在大量文本中的出现频率进行研究。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大规模调查人们对事件的回忆，直接评估人们的记忆。”
詹姆斯·维特奇（James Wertsch）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家，曾著有《集体记忆的声音》（Voices of Collective Remembering）一书，他和瑞迪格进行了一个大型在线调查，关于11个战斗民族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当他们要求人们回忆“二战”时，美国人报告的重要事件数不胜数，但大多数人都回忆起了珍珠港事件、诺曼底登陆，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和长崎等。而当俄罗斯人被要求列出“二战”的关键事件，他们大多给出了另外一组场景，比如斯大林格勒战役、莫斯科保卫战、列宁格勒围城、库尔斯克会战等等。
以库尔斯克会战为例，德军与苏军共投入了约280万名士兵，出动了8056辆坦克，空军部队参战飞机超过了2000架，创下两个纪录：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会战，以及最大规模单日空战。此次战役导致超过100万人伤亡，被历史学家广泛认为是战争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此战之后，德军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苏联红军从这里开始了收复国土的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场对于苏联人来说如此重要的战役，在美国人看来却不值一提。
这两个国家的集体记忆没有重叠的部分，并不等于说彼此没有关于对方的历史知识。对于集体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而是那些历史事件对于“我们”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和生存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因此，即使对同一个事件，也会有表现不同的意义理解的不同说法。例如，美国人称诺曼底登陆，俄罗斯人称“开辟第二战线”。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二战”甚至不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战争。
即便是在同一群体里，集体记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以随着新一代人的变化而变化。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把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视为“二战”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但不同的群体又持不同的观点。老年人（那些曾经在战争时期活着的人）从正面角度来看投弹（10分制的测量中大约是8分），因为原子弹结束了战争，他们过上了美国式的生活；而大学生眼里这是一个负面事件（大约3分），因为原子弹爆炸导致成千上万平民受伤和死亡，而且不管怎样战争肯定会很快就结束）。2015年，奥巴马访问广岛时，美国的新闻提到自战争以来民意调查评估显示，民众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被遗忘的总统
集体能记住，意味着集体也会遗忘。瑞迪格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研究美国总统如何被迅速地遗忘。
他的研究要求人们在5分钟之内尽可能多地回忆起美国历史上的总统，实验分别在1974、1991、2009年进行了三次。参与调查的几乎每个人都知道现任总统是谁，除此之外，人们总是能够回忆起美国第一位总统华盛顿，之后是林肯。林肯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在任内领导北方打赢了美国内战，颁布了《解放奴隶宣言》而被历史学家和媒体反复提起。再其次，被人们较多回忆起的是那些离今天比较近的总统。
瑞迪格发现，肯尼迪和尼克松被遗忘得比较慢，但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福特被迅速地遗忘了，虽然他们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1974年，97%的大学生能想起约翰逊，1991年下降到71%，2009年这个数字只有42%。
另一方面，也许美国人知道总统是谁，但不能在5分钟内回忆出来。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瑞迪格和合作者们在互联网上进行了一个大型的认知测试。他们给人们提供了123个不同的名字，一次一个人，其中包括41位总统（比如扎卡里·泰勒），没有变成总统的副总统（比如利维·莫顿），其他著名的美国人（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还有一些听起来像是总统的名字（比如托马斯·穆尔）来混淆视听。虽然最终识别率远高于之前的研究，但是一些总统仍然被民众认识不足，比如切斯特·阿瑟（被46%的人识别）、富兰克林·皮尔斯（56%）、米勒德·菲尔莫尔和本杰明·哈里森（都是65%）。
此外，71%的人认为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总统，39%的人认为美国著名的政治家、物理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是总统。“这些错误可能是因为‘我记得历史书上有这个人的名字，所以他肯定是总统’。”瑞迪格认为。
研究还预测，到2100年，仅有不到一半的美国人还会记得主持了“阿波罗11号”登月计划的总统尼克松，不到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还会记得曾任“二战”盟军欧洲最高统帅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启了“冷战”的杜鲁门、让美国积极介入越南战争的约翰逊以及美国历史上唯一未经选举就接任副总统以及总统的福特。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是如此。建国的皇帝和亡国的皇帝一般为人所知，比如第一个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以及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汉献帝。朝代中间的大多数皇帝并不为诸多中国人所熟知，只有几个皇帝因为突出贡献而被写入教科书里而著名，比如文帝、景帝是由于文景之治，汉武帝刘彻是因为北击匈奴，光武帝刘秀是因为中兴汉室。即便统治者们往往希望功勋卓著、流芳百世，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被迅速地遗忘了。
集体记忆不仅会改变对过去的回忆，也会影响未来的行动。2002和2003年，美国政客为入侵伊拉克进行辩护，支持者们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证明入侵的正当性。他们认为，阻止萨达姆类似于拦截一个新的希特勒，在他入侵邻居的领地之前发动战争。辩论的另一方则把伊拉克比作越南，他们认为美国介入了一场当地争端，并没有直接威胁到国家的利益，这样做可能会卷入一场旷日持久和代价高昂的战争。
了解一个国家的记忆，需要掌握一部分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展望。当然，国家没有记忆，但国民保持的记忆往往有共同的主题。2014年，维特奇曾通过集体记忆分析乌克兰事件后普京为什么无视西方的反对，做出令西方政治家困惑的一系列行为。他认为，“集体记忆之所以是集体的，是因为每个人都使用着相同的叙述工具”。维系俄罗斯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叙事就是对外敌入侵的强调。在这些叙事中，敌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和屈辱，俄罗斯人经历英勇顽强的斗争最终战胜了敌人。在苏联顽强反抗希特勒入侵的战争中，整个世界见证了这一叙事所发挥的作用。但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相同的故事已经上演了数百年，只是反抗对象有所不同，例如13世纪反抗蒙古人，同一时期反抗“日耳曼人”（条顿骑士团），16世纪反抗波兰人，18世纪反抗瑞典人，19世纪反抗法国人，20世纪再一次反抗德国人。这些事件在几百年无数次的复述中生成了一种通用的公式化的叙事模板，被俄罗斯记忆共同体的成员广泛而自动地使用，用来理解历史中的事件，同样也被用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事情。
“心理学关于记忆的大量研究表明：首次接触信息，或者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次讨论、复述会深深影响被记忆的内容，事实上这一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当有信息说服人们他们某一记忆是不正确的，他们仍然会保有这一记忆。”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集体记忆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如此，我们就会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动机，即便我们并不认同。这种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冲突，更好地预测一个群体或者国家可能在未来采取什么行动。”维特奇说。
记者 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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