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好坏，我们当下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19世纪形塑成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任何时代都是更早时代的产物，不过，19世纪的确有些不一样——至少，我们所谈论的“现代世界”，至此才渐渐浮出水面。
这里所说的“19世纪”，是一个“长19世纪”，即从1789年法国革命爆发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这段时间。如果将世上所有人的世界比作一张“人类之网”（借用世界史学家麦克尼尔父子的说法），那么到这个世纪将近之际，大部分人无论是否情愿，都已被“接入”了这一网络（按中国人常用的说法，“与国际接轨”），仅有少数与世隔绝的原始部落例外。在此之前，“世界”其实有很多个——1930年才被白人探矿者意外发现的一个新几内亚高地部落的土著曾回忆说：“我们没有出过远门，我们只知道山的这一边。我们认为我们是世上唯一活着的人。”但在那之后不再是了，所有形形色色的“世界”都连接进了那唯一的一个世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世纪的特征，我想应该是“流动”。正是“流动”才使得这种联系成为可能，并越来越紧密，最终在更强大技术的支撑下，通过无休止的交互作用，形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地球村”，而互联网只是它最终应运而生的逻辑性产物。正如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终章所言，“流动性增大”显然是“划时代特征”，这个世纪中许多值得关注的变迁都是流动的：旅行、移民、出征、远途贸易，乃至资本的流动，以及宗教、思想、语言和艺术风格的传播。这些在此前的历史上当然也有，但直至19世纪才规模骤然增大、流通速度加快，并且更重要的是，铁路、海运的发展乃至汽车、航空业的出现，这些基础设施都使空前规模的流动性得到了支撑。
对世界各地的传统社会而言，这种骤然增强的流动往往是革命性的，它不仅会冲决原本用以阻挡外界的有形与无形的堤坝，将一个新世界无可回避地带到你面前，同时还会给那些原本生活在相对封闭文明中的人们造成一种如梦初醒的恐慌与急迫感——这一点，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原本在乡间足不出户的吴老太爷，因避战乱不得已来到光怪陆离的上海十里洋场，受到大都市排山倒海般的速度刺激，惊吓之下晕厥而死。这其实也可说是一个骤然接触到这个新世界的封闭文明的缩影：外界的刺激太强、太陌生又太急骤，以至于让人难以承受。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急速流动的全球化浪潮在许多传统社会看来是侵略性的，因为此时它们即便想关起门来过自己与世隔绝的日子也已不可能——这一席卷而来的浪潮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未来，而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些陌生的人物、商品、炮舰和观念不仅在敲门，而且看起来即将破门而入。以往在讨论中国近代史时，多强调一种“挑战－回应”模式，这些年则渐渐转而突出中国人的主动应对，但确切地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这些传统社会，迟早都会发现，无论自己喜欢与否都得做出改变以融入这个世界，并且主动接触要比被动改变好。那与其说是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一种“适应”。
实际上，即便是对主导这一潮流的西方世界而言，这一从静态社会转向动态社会的变迁也蕴藏着不易把控的能量。欧洲中世纪社会同样遵循固定的秩序，喜欢一切井井有条，不同阶层的人都有自己的标志、义务和规则，逾越自己的本分是莫大的罪过，混杂或模棱两可的事物则无一例外地不受欢迎——同性恋遭严厉禁止，似鸟又似鼠的蝙蝠是邪恶的象征，而条纹衣服则专门留给罪犯穿。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突破了几乎所有这些界限，没有什么能阻挡思想和技术的传播，能阻止新兴的资产阶级去争取他们的权利，更不用说穿戴超出他们身份的服饰了，而所有人员、资本、商品的流动又需要制度保障，于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曾被认为是不可打破的边界，现在都已证明并非如此。
是的，一个社会一旦突破了原先的静态秩序，就不可能仅仅只是物质的流动这么简单，那必然还会影响到思想与社会秩序的变动。如果19世纪的开端是两场革命（1776年的美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那么这两者的主题都是“解放”——前者是边缘（殖民地）对中心的反叛，后者是阶级意义上底层对上层的反抗。正是这种明确的自我解放意识使它们有别于此前的类似活动，并开启了延续至今的社会变革浪潮，那在本质上发出的都是相同的呐喊：否认一切固化的权力阶层，要求人人都有相等的权利和获得阶层流动的机会。
然而，流动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正如外来物种的肆虐可能导致本地物种的灭绝一样，联系越来越紧密、渗透性越来越强的交流也带来了矛盾冲突。人们是在交流中对抗，又在对抗中交流。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曾说：“他们绝妙地将之称为国家间的交流，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所谓的交流其实就是对抗。”如果说中国、日本等国在近代所受的挑战主要来自外部，那么西方所受的挑战则主要来自内部（阶级）和边缘（非主流人群和殖民地）。或许因为他聚焦的19世纪是一个“形成中的全球化世界”，奥斯特哈默在本书中更关注那种联系、交流和融合，却并未怎么谈到这种对抗，这实在是令人惊讶的事，因为这种潜藏而紧绷的对抗几乎是当时又一个普遍的特征，否则无法解释何以在此之后人类竟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当然，他对19世纪的书写并不是20世纪的前传，用意不在追溯并解释20世纪那些问题的根源，然而，适当地将注意力放在那种矛盾对抗上至少也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另一个面向。
也正是在这种一体两面的“交流/对抗”之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为何19世纪同时又是蕴藏着排斥性反应，并注重自我观察和反思。这正是卡夫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现象：“与人交往诱使人进行自我观察。”在这种互动中，我们才能“面对他人而自觉为我”。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交流融合之后，随之出现的却是20世纪各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大高涨，乃至出现前所未有的残酷种族清洗，因为在这个拥挤而相互冲撞的世界上，他们为了捍卫自我特性，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即便是在温和的意义上，20世纪初才普遍确立的各国护照制度，也使得跨境的人口流动比过往都要难了。换言之，新的趋势是一种“受到监管的流动”。
尽管如此，世界已经就此改变。我们远比两百年前的祖先好动（也更焦躁不安，难以平静下来），而不能迁移在现代社会是软弱无力的象征；你有自由可以尝试足够的可能，但也很少人能长久见证你的生活，“陪伴一生”这样近乎永恒的誓言能做到的人也越来越少。如果说在中世纪的传统社会中，“永恒”一词所隐含的常常是一种静止的秩序，那么现代人的理解则多半是“永恒的运动”。我们不仅认为运动、流通、变化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还将之视为一种更值得肯定的价值——英国史学家佩里·安德森在十多年前曾说过，我们当下时代的趋势之一，就是对“交叉、杂交和混杂”的赞美，而将国家、等级制度等原本坚固的事物解构为虚构的存在。不难看出，这与中世纪恰好相反。这或许也是大视野的世界史所能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毕竟，拼凑在一起的一堆历史故事并不就是世界史，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有哪些是真正带来改变的大趋势，又有哪些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理所当然。
《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
[德]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
强朝晖、刘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
文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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