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几天，我妈突然对我说，“二娃，刚才我碰见军娃子的妈了，人家都在夸奖自己的孩子，你也要争口气，跟人家军娃子一样，至少要考个80多分。”一听到这话，我想完了，心情不亚于从6000多点掉到1000多点的股民。母亲见我战战兢兢的样子，就给我打气，“你不是已经从50多分进步到70多分了吗？二娃，再用点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面这句是毛主席的话。
其实，我是想用功的，但我跟数字是天生八字不合，一看到数字我的脑袋里就飞来几只小鸟。这么说吧，到现在为止，我的数学水平只能基本正确使用加减乘除而已，跟我们伟大的古人一样，古人用文字治国，也用文字怡情，照样活得很陕活，自从有了数学后就变了，实在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句话把我吓住了，因为毛主席都说了，古人的话就不作数（四川话：不算数）了，世界上不是没有事，是有事，而且是难事。
当然，又到了考试的时候，我就摊上难事了，我得说说当时我的忐忑心情。
我的同桌，一个成绩优异的女生，也是个充满正义感的好孩子，红领巾拴得一丝不苟，她是无论如何不会让我偷看她的卷子的。她甚至在做题的时候，竭力用手蒙住她的卷子，就像在保护一堆金子一样。我曾经因为她告状而扯过她的头发，也在桌上用小刀划过三八线，但我在委屈和无奈面前又能怎么办呢？此时，廖老师正站在讲台上巡视着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他长相英武，整齐的平头下两眼炯炯有神，但我总觉得那眼睛有点像老鹰的眼睛，随时盯着下面想乱啄米的小鸡。当然，考试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这回考得更差，才48分。
那天，我同军娃子到了吊桥下商量对策，他很深沉地说，“这两个数字都不好改。”他的表情有点像四望关上的算命先生。一听这，我就知道完蛋了，这分数可以让我妈打我十顿，那时叫笋子炒肉，打孩子比斗阶级敌人差不了半篾片。
改！不改就只有死路一条，改就是求生，别无选择。但这回得下大手术，军娃子用橡皮擦轻轻地把那个4擦掉，然后用红笔写了个7。他在写的时候突然拾起了·头，“写多少？”我想了想，就说7吧，嗯，比上次又进步了几分。那一刻我有种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感觉，但这个感觉仅仅只持续了几秒钟。改过的卷子始终看起来有点不真实，那被擦的地方有些发毛，看得出细微的修改痕迹；反过来看更明显，在光线下透出一个比其他地方薄和透明的斑块。但生米煮成了熟饭，要改回去都已经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