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屠杀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平民事件，那么新加坡大屠杀中日军到底有多少华人？在新加坡高楼林立的市中心，一座高高的纪念碑伫立在一座公园内，碑座用4种文字刻着“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这里原来是当年日军入侵新加坡进行残酷的大屠杀之地。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提供的数据仅仅是5千人，新加坡大屠杀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大约5万多人，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10万人之多！
如今，70年前的二战历史硝烟已经化作葱葱绿树，清清泉水，人们来这里瞻仰、祭奠，显得格外肃穆。
1942年2月15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守卫新加坡的英军战败投降，日本陆军第25军占领新加坡。沾满罪恶的太阳旗下，等待新加坡华人的是一场浩劫。日军“肃清”新加坡华人的大规模屠杀行动即将开始。
1942年3月13日，新加坡，日军连孩子也不放过。这个孩子的尸体卧于地上，丧子之痛让母亲撕心裂肺地痛哭不止。
三天后，日军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正式下达“肃清”命令。“肃清”一词在中文、日文中字形一样，是指在华人中清除反日分子。日军一方面根据某些项目名单来找出所谓的反日分子，比如戴眼镜的要被抓，因为他们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文身的要被抓，因为他们可能是“结党歹徒”；积极抗日人士毫无疑问要被抓；海南人也要被抓，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共产党……另一方面，在每个验证点，一些告发者蒙着面协助日军进行指认，日本士兵更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新加坡18岁至50岁的青壮年华人男性都被带到这些验证点进行“验证”。从现有资料看，那些被选中的人被推上卡车，大部分被运往海边射杀，也有些人被砍头。
日军企图通过新加坡大屠杀以达到对新加坡的完全控制，这已是日军在亚洲侵略的一种罪恶行为模式。山下奉文此前在中国东北战场就通过屠杀来控制形势。日军把“验证”出来的人带走，秘密杀害。但对其亲属来说，因心存亲人仍然活着的希望而不再反抗，期待有朝一日亲人能侥幸归来。这种心理战术震慑住不少人。
入侵新加坡前，日军已认为当地反日情绪强烈。占领新加坡后，“肃清”令的下达导致的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这和日军在南京、马尼拉进行的大屠杀不一样。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历史悠久，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华人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就竖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南洋华人不仅积极捐款，筹措大量资金援助中国抗日，3千多名南洋华人司机更是回到祖国，在滇缅公路上冒险为中国远征军运送抗战物资。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人抗日的中心，早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人更加残酷。
日军“肃清”的血腥历史，并没有被新加坡人遗忘。新加坡政府将当年肃清之处作为文物遗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了社会向日本讨血债、要道歉的强烈呼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随之建立。
在新加坡旧福特工厂纪念馆、樟宜博物馆等二战历史博物馆里，一幅幅图片资料、一份份文字记录、一具具被害者遗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尸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灾难记忆。而幸存者口述历史，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残酷屠杀罪恶行为。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
日军在新加坡大屠杀中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提供的数据仅仅是5千人，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大约5万多人，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10万人之多。但是，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此数，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新加坡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日本战犯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马来亚战俘收容所司令官，参与“肃清”的日本战犯福莱在樟宜海滩被枪决；1947年，7名参与新加坡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受审。最后，河村三郎中将和大石正行中佐两名日本战犯被处以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日军入侵新加坡大屠杀政策是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屠杀平民事件，它与南京大屠杀和马尼拉惨案一起被列为二战日军屠杀平民的三大惨案。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正式落成。每年的2月15日，即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新加坡人都会来到纪念碑公园，焚香烧烛，祭奠亡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