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太太搬进我们大院南房的时候，孤身一人，带的箱子却有十几个。老街坊中有明眼懂行的，看着箱子，啧啧赞叹：“好家伙，都是樟木的！”
那时候，小王太太也就四十多岁，人长得小巧玲珑，面容白净秀气，而且，总爱穿一袭旗袍，袅袅婷婷的，属于典型的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是她不能开口说话，一说话，嗓音沙哑得厉害，大院的街坊便常常感叹：“唉，真的是‘甘蔗难得两头甜’！”
大约过了不到两年，前院东房新搬来一位姓丁的，是前门大街一家饭馆的白案大师傅，我们都管他叫丁师傅。丁师傅不到五十，也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下了班，没事干，就爱唱戏。一到晚上，他常搬个小马扎儿，拿着把京胡，弦上擦满松香，就开始坐在门口自拉自唱。有意思的是，丁师傅长得胖乎乎的，像个阿福，唱的却是女角儿，咿咿呀呀的，婉转悠扬，一句词儿带好几个弯儿。
一连听丁师傅唱了好几个晚上之后，破天荒，一直深居简出的小王太太莲步轻摇，出了自家房门，走到丁师傅的面前，说了一句：“是学程先生程派的吧？您《锁麟囊》‘春秋亭’这一段唱得不错！”那天，我们一帮小孩子正围着丁师傅听热闹，看到丁师傅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小王太太说：“跟着戏匣子学的，学得不好，您指教！”
我们大院里的人更没想到，打这以后，丁师傅不再在自家门口唱，改到小王太太家里唱了。而且，大家最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丁师傅唱，小王太太居然也在唱，虽然她嗓音沙哑得像磨砂玻璃，但在丁师傅胡琴的伴奏下，抑扬顿挫，起起伏伏，即使我们听不懂里面的戏词，也都感觉得到似有一股清水缓缓地流淌而来，韵味十足。
有些好心又好事的街坊，在丁师傅和小王太太这一拉一唱中，居然听出了弦外之音，觉得他们是挺好的一对，虽说一个胖点儿，一个嗓子坏点儿，老天却在成全他们呢。这样的议论多了，小王太太整天待在家里不怎么出门，听不到;丁师傅却听在耳朵里，脸上有些挂不住。小王太太再请他到屋里唱戏，丁师傅会拉上我。因为那时候，我迷胡琴，磨着父亲买了把京胡，天天晚上跟着丁师傅学拉琴。因此，我成了丁师傅的小跟班，进了小王太太的家门。
那时候，我上小学四年级，正是对什么事情都好奇的年龄。小王太太的家显得挺宽敞，因为除了一张单人床，就是她那一排樟木箱子，没有其他杂乱东西，好像她不食人间烟火。床和箱子中间用一道布帘隔开，露出一点儿缝，风从窗户吹进来，吹得布帘飘飘悠悠，很有点儿神秘感。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小王太太唱到兴头上的时候，会对丁师傅说句：“咱们来一段彩唱怎么样？”然后，她伸出兰花指，轻轻撩开布帘，一个水袖的动作，转身走进去。再走出来的时候，浑身上下换了戏装，凤冠霞帔，漂亮得耀人眼睛。每次随丁师傅到小王太太家，我总盼着这一出，小王太太的扮相，一颦一蹙，举手投足，都那么好看。然后，我会在心里暗暗叹口气：小王太太要是嗓子也好，该多好啊！我曾经把这话对丁师傅讲过。丁师傅叹口气说：“小王太太曾是剧团里正经程派的好演员，可惜嗓子坏了，没办法再唱了，才离开了舞台。”
丁师傅去世得早，他在饭馆白案前一个跟头跌倒，再也没有起来。亏了他死得早，第二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就来了。一帮红卫兵闯进我们大院，不由分说，把小王太太揪出去批斗。她的那些樟木箱子也跟着一起遭殃，被翻得乱七八糟。人们才知道，箱子里面全是她以前演出穿过的戏装。
天天批斗，让她的身心大受刺激。一天清早，红卫兵又到她家要拉她批斗，一推门，见她身穿戏装，凤冠霞帔，站在床上，正咿咿呀呀地唱戏，怎么拉都拉不下来。人们知道，她疯了。
不过，小王太太长寿，一直活到“文革”结束。我从北大荒回来，还去看过她。她还住在大院南房，见到我，非要穿戏装给我看，说是落实政策还给她的，不全了，只剩下几身，最可惜的是凤冠霞帔一件都没有了。她说这番话时，我不知道她的病是好了还是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