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淡水小镇，对年仅四岁的我而言，世界不过就是自个儿家的屋子，及横在门口那条长长的街。
白天除了吃饭、午睡，其余的时间就是在偌大的屋子里黏着母亲跟前跟后。唯独一到傍晚，只要外头的天气还好，不是太凉没下雨，在母亲的默许下，我就会迫不及待地搬出小板凳到门口的台阶上摆好，然后坐在那儿等父亲下班回家开饭。
还记得每隔两三天的黄昏，那个总是拎着有个提把带盖长木盒的熟悉身影，就会准时出现在门外。
约莫十岁的女孩儿，打着赤脚，永远穿着一身破旧的校服，过大尺寸的外衣更显出她的瘦小单薄。她从不按铃或敲门，只是静静地站在门外张望。见了人也只是捧起木盒揭开盖子，用试探的眼神问对方要不要买她盒子里分成一格一格、去了壳堆成几小堆的蚵仔。
在当时，一格子的蚵也不过才卖新台币两三块钱，两格的分量就够煮一大碗汤，够我们全家四口人喝。
太太们通常都会从屋里拿出个碗来，看着她小心翼翼地用勺子捞起来盛好递上。然后她把接过的铜板塞进挂在胸前用细绳系着的小布袋里，怯生生地点个头表示谢谢后才离开。如果主人摆了摆手示意不买，她也只是默默盖起盒子，静静地转身沿着街再往下一家走去。
从没人听她开口说过话。
家母同情她年纪还小就要从傍晚一路跑到天擦黑，总是看着盒里还剩几格就掏出钱全买下。我趴在面对门口的窗格子上，透过雾花花的玻璃急得直跺脚，瞧着女孩将所有的蚵一股脑儿地倒进大碗里，当下就明白今晚饭桌上摆的会是什么汤。光用脑袋瓜子想，嘴里就满是那微咸带苦的怪味儿。
每当我无奈地捏着鼻子，一调羹一调羹地把蚵仔往嘴里送时，心里头就开始盘算着究竟要用什么办法让她不要再来。
终于有一天我壮起胆子，冲上前去伸开了双臂挡着不让她接近。
“你不要来，我不想吃你卖的东西。”仗着在自己家门口，我气咻咻地放声喊出这句话。
她怔怔地看着我，然后低下头捧着盒子不发一言地快步走开。望着女孩匆匆跑离的身影，我像是除去什么心头大患一般竟然洋洋自得了起来。
但这没头没脑的举动也只让自己痛快了那么一瞬间，转过身抬起头来望见的却是站在纱门内母亲的身影。
我张大了嘴愣在那里吓得说不出话，只记得当时心里头一慌，眼泪就像崩了堤似的稀里哗啦流了下来。
母亲掠过我的身旁追了出去，放我一个人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啜泣。不一会儿母亲就牵着女孩的手走了回来，并且直接将她带到我面前。
母亲低下身子对着我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说道：
“站直，把头抬起来，看着人家的眼睛给我好好地说声对不起。”语气中已经明显带着强忍住的怒火。
本来我还想先止住哭，等缓过气来再开口，谁知就在这当下女孩挣脱了母亲的手，紧抱着木盒子，头也不回地拔腿逃离，朝着海堤的那头奔了去。
我错失了道歉的时机，现在这情况说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母亲捏着我的肩头把我推进了屋里，指着地板要我跪下。
窗棂的斜影在客厅木头地板上缓缓移动，无声地爬过跪在厅堂中的我。垂下的头看着膝前斑斑的泪痕由湿到干，透进屋里的光线也从金黄慢慢开始转为灰暗。
外头传来门闩被拉开的声音，我的心头更加往下一沉。父亲似乎有些意外地在玄关那儿停留了几秒，没多说什么，只把板凳往地板上一放，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不敢抬头，甚至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父亲对我的严厉尤胜于母亲，我儿时对他的畏惧超过当年认知里的任何其他事物。
现在，母亲将我犯下错的裁决权交给父亲，无疑是针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给了我最大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