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小时候，有一次他哥哥曾给他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哥哥还告诉他，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我爱你彼得的营造，爱你庄严的外貌……”后来，他终于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
我看过小沈阳的表演，觉得尽管他在传统二人转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流行歌曲、现代模仿秀，以及马戏团杂耍等元素，但本质上依旧属于那种离庸俗、低俗文化只有一步之遥的通俗文化，只能满足人们低层次的需求，甚至多停留在使用简单、粗糙的手法撩拨观众感官愉悦的层面；其特征是娱乐至上，多以农民的眼光欣赏、审视甚至批判这个变化中的世界，语出惊人地自虐、自嘲、自吹、虐人，更离不开两性话题。这样的艺术不代表通俗文化的发展方向，因为通俗文化应注意接受高雅艺术的影响和引导，而高雅艺术，应该是原创的、高超的、优雅的和精致的；应该含有对真的沉思与眷恋，对善的追求与再造，对美的渴望与冲动；应该让人的灵魂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
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是在他所追求的对象上面显示出来的。同理，一个民族的文化品位，也主要在其欣赏的对象上得到显示。
农村人喜欢小沈阳，合乎情理。赵本山就声称：“我们要亲近大俗。中国有9亿农民，真正雅的并不多。”而许多城里人，包括小资和中产阶级，也喜欢小沈阳，则有些匪夷所思，只能说虽然他们的生态属于都市，但心态还属于乡村；他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消费理念和偏好，有欠成熟；他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社会的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小沈阳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及其必然性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在30多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历史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历程。在这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中，大多数人都快速经历了从“革命语境”到“利益语境”的回归，而许多人，更是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完成了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这注定了他们要脱胎换骨、成为合格的市民，还需要一段时间。
以小沈阳为代表的俗文化走红，的确有对虚假的神圣和崇高再度消解，使艺术再次回到人性和原生态的功能，但如果艺术家在这种现象面前不能保持足够的理智，随波逐流，纵容社会文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无疑要承担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神圣和崇高也一道消解的风险。
关于小沈阳现象，目前知识文化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小沈阳的表演为大众所赞赏，因此就是好的。这个主张乍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深究起来则存在忽视考察多数人的构成的缺陷。其实，“多数人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能给多数群众带来快乐，得到广泛“拥护”的作品，确能赚钱，但未必就是佳作。还有人说，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就是大众文化占主流，批量化、商品化、通俗化、平面化和大众化，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格调。这一观点忽视了关键的一条：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西方的大众早已成为新中间大众阶层，而非劳苦大众。早在若干年前，他们就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看书读报、喝咖啡、听音乐、旅游、做志愿者，等等。有些人根本就不看电视。
另一种观点认为，小沈阳和二人转是民间艺术，而来自民间的，生命力就旺盛。话说得也有理，但具体情况也应具体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突飞猛进，民间在日益分化，成分在不断变化。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后，流行的和通俗的文化也必将发生改变。赵本山已经在春晚上火了近20年。现在，他很希望小沈阳在他之后继续火下去。鉴于明天的大众应该和今天的大众有所区别，小沈阳现象能够持续多久？还真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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