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庆—这个脱胎于《水浒传》中的虚构人物，在明代万历年间成书的《金瓶梅》当中成为了故事的主角，尽管姓名未变，主人公仍号称生活在宋代，但故事中透露出的种种迹象，展现的却是晚明“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发展情形。
西门庆的生财之道
西门庆的财富到底有多少呢？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身亡，临死前他向女婿陈敬济交代后事，家中财产说得颇为分明：缎子铺五万两银子本钱（和乔亲家合开），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绸绒铺五千两，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松江船上四千两，还有一些别人欠的高利贷，约合六七万两白银。明代万历年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大致相当于今天200元人民币，则西门庆的商业资产已臻千万，这还不算他的几处不动产。
像今天的商人一样，西门庆把资源优势用得淋漓尽致。他很明白一个商人能从官府获得多大的收益，故而不吝钱财，结交官员，做政治投资。蔡状元回乡省亲路过清河，经人介绍到西门庆家“打秋风”，西门庆盛情款待不说，临行还赠盘缠物什。故而当蔡状元被点为两淮巡盐御史之后，他便能够比一般商人早一个月掣取三万盐引行市，获利十倍之多。
明代对商人仍然课以重税，尤其是远距离运输的货物往往要重复纳税。西门庆结交大小官员，得以偷税漏税。他一万两银子购买的缎绢货物到了临清钞关（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因为事先打点过钞关钱主事，货物便由西门庆的伙计自己申报，两箱并作一箱，缎绢当作茶叶报税，结果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银子。
从商成为主动选择
西门庆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和别人合伙经营。《金瓶梅》第二十回说西门庆拿出两千两银子“委付伙计贲地传”开药店，叫女婿掌管钥匙，寻购药材，“贲地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第五十九回，“又寻了个甘伙计作卖手，韩伙计和崔伙计与他同分利钱”，“譬如得利十分，西门庆分五分，乔大户分二分，其余韩伙计、甘伙计与崔伙计均分”。伙计制是商人资本的一个重要发展。
一般以嘉靖中叶作为一个分界点，明朝初期井然有序、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明前期只有那些生产水平低下，不足以维生的地区，人们才转而从事商业，流落外地，靠做小本生意谋生。晚明则从商成为很多地区人们的主动选择，发财的美梦点燃起人们无穷尽的欲望。尤其是徽商、晋商和陕西等地以盐、茶、典当等业兴起大商人资本。适应因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市民阶层文化需求而出现的《二刻拍案惊奇》里便说，当时“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商人世界里的文人
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商人居末，在晚明，商人们逐渐在社会中确立了与其他阶层相匹配的地位。
《金瓶梅》开头，布商的遗孀孟玉楼要再嫁，商人西门庆和尚推官的儿子尚举人角逐玉楼第二任丈夫。尚举人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出乎意料的是，孟玉楼选择了西门庆，当张四舅指责西门庆时，她表现出对买卖人家的深切理解“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尚举人的失败，是文人世界在商业社会里的溃退。
而曾经在西门庆家打过秋风的蔡状元，打点妓女是用红纸大包封了一两银子。妓女董娇儿颇有些看不起，拿给西门庆瞧，小说里写西门庆回道：“文职的营生，他哪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文人的雅致、文人的得意在这里都成了笑话。而文人中最下层的水秀才和温秀才，则完全成了被嘲弄和嗤笑的对象。在小说第五十六回里，西门庆想找一位秀才秘书，他的结拜兄弟应伯爵举荐水秀才，说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水秀才真像水一样流动不居：被另一个人占了中举名次，妻子被人拐走，两个孩子出痘死了，在李侍郎家坐馆，又被丫鬟小厮们乱了操守。帮闲应伯爵竟是拿水秀才给西门庆逗乐子。
传统文人的担当和道义荡然无存，最终是财富决定一个人的地位。
但传统评价的影响仍在，有时难免显得矛盾重重。西门庆看不起蔡状元的寒酸，抱着自己儿子时，却说希望他将来走文官的路子，来获得社会的“尊重”。晚明掌握巨资的商人开始寻求进入更高的社会梯级了，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们的举止。西门庆一个粗人，和状元进士们说话便变得文绉绉至雅不可耐的地步。当他赚取更多的钱财之后，便开始修建优雅的庭院，配以考究的家具，日常用度，皆精美非凡，无形中在传达着对传统士人雅致生活的向往。
选自《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