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以其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胸襟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大唐文明。经济的发达、文化的繁荣和思想观念的自由开放，使中国古代旅游发展到唐代达到了巅峰。
公务员旅游有补助
贞元四年（788年），唐朝渐渐从安史之乱带来的一系列灾难中恢复了稳定。平定了建中之乱的唐德宗认为当时“方隅无事、庶小康”，便颁布诏书，鼓励官员在正月晦日（一月最后一天）、三月三和九月九出门旅游，并且在节日的前五天，给京城大小官员、皇宫和皇城的卫士们每人发放一百贯至五百贯旅游费用，最终这个政策得到了长期贯彻。
不过交通速度是当时长途旅游的主要障碍。按照唐代的速度，坐一天车大约可以前行三十公里，因此，唐代官员的旅游常以住所附近的郊游为主。长安城内官员众多，城市南边的乐游原、曲江，周围的渭水、蓝田、终南山等都是首都节假日旅游的热门场所。
尽管公务员的假期规定让唐代士人在旅游的时间和地点上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但他们还是会寻找各种机会去游赏美景，比如出差和赴任的路上就是绝佳的远行时机。
现存唐诗中有大量描写山川河流景色的行旅诗，其中大部分都是官员赴任或出差时所作。当然，他们肩负着朝廷派发的职务，在路上也不能太过悠闲。一般来说，出使需要日行百里，任务紧急甚至会日行三百里，稽缓者便会受到处罚。而赴任时的要求则较为宽松，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自请做杭州刺史，从皇帝下令到抵达杭州，白居易在路上竟然花了七个月时间，其间游山玩水，探亲访友，创作了大量诗歌。
读书人以科举之名壮游
趁出差或赴任之便旅游毕竟无法十分尽兴，唐代士人想要轻松愉快地长途旅行，最好的机会还是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
唐代户籍管理严格，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称为“逃亡”“浮浪”，是违法行为，但是出门求学、求官却是例外。
唐代科举制度规定，除了国子学的学生，一般士子在参加进士、明经等科目的考试之前，必须通过所在州县的考试，由当地政府推举，称为“乡贡”。到唐代中期之后，乡贡资格的取得不再局限于士子户籍所在地，在别的乡里得到推荐也可以到长安参加考试。这样一来，在本乡得不到重视的士子往往会去别的地方碰一碰运气，此时便可顺理成章地去外地旅游。另外，唐朝的官员选拔，除了进士、明经等常规科目之外，还有皇帝不时举办的“制举”。“制举”所招募的往往是皇帝在某个时期急需的特殊人才，因此进入官员序列比较快，有不少文人为了早点做官，在参加了明经、进士考试后便又去考“制举”的考试。要参加“制举”，必须得到朝廷官员的推荐，这样一来，就需要士子四处交游，不断发表作品，以提高自己的声望。
僧侣乃“穷游”鼻祖
在大部分情况下，旅游还是一件耗时耗钱的活动。在农业社会，一般百姓在农忙时需每日在田间劳作，农闲时还要完成造房、修路等各种劳役，手上也少有积蓄，从时间和金钱上都没有长途出游的条件。同时，乡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们随意长期外出。
但在那个时代，也有一类人虽然身无分文，却可以穷游天下—这就是僧侣。唐朝僧侣不用交税、服役，户籍控制也较为宽松，他们可以轻松离开家乡，周游全国。
僧侣不能有私人财产，常以“贫僧”自居，却掌握“化缘”这项令人艳羡的技能。唐代佛教兴盛，信众遍及全国，这些信众相信，施舍僧尼便是积累功德，在死后投胎时可以为自己加分。因此，僧侣云游四方时，只要找到一户崇信佛法的家庭，便能得到对方倾尽全力的招待，如果对招待有所不满，还可以斥责对方“无道心”。如果运气好，遇到崇信佛教的高官富商，甚至可以获赠盘缠和坐骑，待遇更为优厚。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