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刚到北京，听说天子脚下寸土寸金，我揣着父母给的5万元钱的存折，住进了单位的地下室。这样，一个月只要100元房租，即使我在北京混不下去了，还能带着存折回湖南，不至于“才财两空”。
平生第一次，我如同鼹鼠般蛰伏于地下，还诗意大发，写自己的银色地下生活：
“这是间12平米的小房子。墙壁雪白，一桌一椅一床。整理好床铺，我欢喜躺下，晚上却被冻醒——那可是气温高达40度的酷夏！偏偏棉被暂存好友处，只好以《北京晚报》御寒。到了冬天，地下室的暖气不流通，热量聚集，一湖成冰的季节，我在家只穿一件衬衫，梦里总在沙漠行走，口干舌燥。”
推开地下室入口的铁门，就是一间暗淡破旧的公共厨卫，从未被阳光亲吻。几盏昏黄灯泡，成为至上光明。老式橱柜上摞着乱七八糟的碗碟，三两只蟑螂，正在巡视自己的地盘。
卫生间只有四五平米，浴室的出水口常常被堵塞。我进去就拿一根树枝，不时捅捅，权作健身。值得怀念的是袖珍的公共洗衣机。在北方凌厉的冬天，我几经犹豫斗争，才决定把厚重的被罩，丢进那个可能布满细菌的塑料桶。尽管它声音巨响还时常罢工，可是绞干水的被罩，晒在院里凉薄的月光下，还是让我闻到了幸福。
走下七个阶梯，拐弯，再走下七个阶梯，就到了职工宿舍，并排一共四间，我是杂志社历史上唯一入住此处的女士。其他三位男同事，一个收养了两只流浪猫养了三条金鱼，一个郁郁寡欢下班了就缩在房间听《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另外一个结了婚，和老婆天天勾肩搭背地上下班，旁若无人地亲密，是唯一的热闹风景。
有次地下室停电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啊，泱泱地泛滥开来，让我溺水般感到恐慌的窒息。
除了停电，年轻还怕什么呢？不怕。也掉过眼泪，因为想家，人生地不熟，工作开展得不顺利，诸如此类，都是小事。
那时，我穿五十块钱的毛衣，戴十元钱的围巾，吃六元钱的肉汁炒饭，出入乘坐公共汽车，每晚睡在14层阶梯导入的地下，从不失眠。熬夜写稿子，喝杯豆奶就能补充能量。身居狭小空间，但心灵广阔，自觉朝气蓬勃，前途远大。
青春就仿佛一眼刚刚迸发的清泉，饱满清澈，乐于应负一切艰苦挑战，从不觉得太过简陋，是对匆匆流年的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