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童
在我的字典里，故乡常常是被缩小的，有时候仅仅缩小成一条狭窄的街道，有时候故乡是被压扁的，它是一片一片记忆的碎片，闪烁着寒冷或者温暖的光芒。所谓我的字典，是一本写作者的字典，我需要的一切词，都经过了打包处理，便于携带，包括故乡这个沉重而庞大的字眼。
每个人都有故乡，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我的故乡一直在藏匿，在躲闪，甚至在融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系列的问号，什么是故乡?故乡在哪里?问号始终打着，这么多年了，我还在想象故乡，发现故乡。
年夏天，在一条名叫齐门外大街的街道上居住了20多年之后，在把4个子女都养大成人之后，我父母乔迁新居，从苏州城最北端的那条老街上继续往北500米，过一座桥，再穿越一条很短很狭窄的街道，左手是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右手的工厂宿舍楼，就是他们的新家。这次乔迁的直线距离，没有超过800米，当时我在北京上大学，在千里之外，对新家充满了热情的想象，因为那是新工房，在三层楼上，新居的高度和抽水马桶、阳台之类的东西已经让我足够兴奋。我清楚地记得暑假回家的第一个下午，我在新居的阳台上眺望着远近的风景，怀着一种新生的心情。远的风景，正面方向是水泥厂工厂区白色的大烟囱和水泥窑，侧面远眺，能看见一家炭黑厂黑色的烟囱和黑色的厂房，在水泥窑的后面，有京沪铁路通过，可惜水泥窑能看见铁路和火车，我看不见。我从小生活的旧屋，其实就在东南方向800米处，我视线能及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房屋挡住了那旧屋，我什么也看不见。那是很多年来我们家的第一次搬迁，是在对环境污染一无所知的年代里，我们从一家化工厂的对面搬到一家水泥厂和一家炭黑厂之间，从苯干生产污染的空气里扑向水泥粉尘和炭黑粉尘的怀抱。空气质量对我们每一个家庭成员并没有太多的妨碍，唯一的问题是日常生活的直径改变了，正负800米，我父亲去市中心上班，自行车要多走800米，我母亲上班少走800米，可是去看望我外祖母和舅舅舅母们要多走800米。对我来说，800米是一次直径的扩展，美中不足的是这次扩展规模太小，我的生活从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仅仅延伸800米，不能遗忘什么，也不能获得什么。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意识到了故乡这个字眼，可是我所想象的故乡似乎并不存在于这800米的世界里。
800米成为一个象征，就像一个人发现故乡的路，很短，也很长。
800米的世界，对我们一家，曾经是一种宿命。唯一不同的是1982年夏天的搬迁，让我母亲的这个家族分开了，分开800米，不算很远，但也不很近。这使我母亲在腌咸菜的季节里格外头痛，腌菜的大缸没法搬到新居里去，而且，我母亲特别信任我二舅的脚，认为只有他踩出来的腌菜才好吃，现在，缸没有了，踩缸的“脚”也不在身边，只好放弃腌菜了。搬家也给我造成了一点麻烦，明显大于腌菜的麻烦。我要听从母亲的吩咐，走亲戚，暑假或者春节，每年最起码两次，要走800米的路，回到旧屋去，见过我的外祖母，见过我的大舅大舅母和二舅二舅母，我从127号一个大家庭的一员，变成了一个亲戚，一个客人。这种新的身份让我感到新奇，又很不自在。而我家的房子，由于是公房，已经被调配给了一个陌生的家庭。我好奇地打量过从前的家，非常怅然地发现，那确实不是我的家了，那户人家粉刷了墙壁，改变了房子的格局，也改变了我母亲家族聚居的格局，不是陌生人融入了这个家族，就是这个家族融入了陌生人的生活。
而我们这个家族，最初就是这个街区的陌生人。我父母是从镇江地区扬中岛上来到苏州的移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所有的身份资料上的籍贯一栏，填写的是扬中县，籍贯填写成苏州，是80年代以后的要求，这个要求忽略了父辈的来历，强调了出生地的重要。自此，我的身份才与苏州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