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战利
有人说王永会“穿得不像个人样”。
的确，这个21岁的大学生，只有两条旧裤子，且又瘦又小，一站起来就露出半截袜子。7年来，一件旧绿军装和一件旧夹克衫在身上换来换去。只有到了冬天，他才会穿上最值钱的一件衣服——上初二时买的一件短呢子大衣，现在早已旧得发黄了。
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穷学生，7年来，省吃俭用，资助一个山里的穷孩子从小学上到初中。
7年前，他14岁，还在上初三。一天，他从一份“希望工程”的宣传资料上得知，20元钱就能帮助一个失学少年重返课堂。第二天，王永会就向父亲要了20元钱汇往北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一个月后，他接到了寄自洛阳市洛宁县马店乡焦河小学的一封信：
尊敬的永会大哥：
您好，收到你寄来的20元钱，今年有钱交学费了。父亲去年患癌症去世，妈妈领着两个姐姐和我过日子，家里很穷，很穷。父亲去世后，我一直辍学在家，现在已经重返课堂。谢谢您，大哥哥！
张卫东
寄钱之后，王永会一直希望能等来回信。但信来了，他却感到不轻松：“他今年能上学，明年咋办？以后呢？”从那以后，每月5号，王永会都要把自己那个小小的储蓄罐里的钱倒出来，将一把把毛票、硬币换成整钱。一元，两元，五元，不管多少，王永会都要寄给那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山里的穷孩子。5年从未间断。
后来，王永会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他没有忘记把这个喜讯告诉张卫东，顺便鼓励他。但张卫东的回信却让他非常失望：“我家里很穷，读书再多，在山沟里又有什么用呢？家里就我一个男孩子，我想，还不如现在去多种些地，挣几个钱，也减轻一下妈妈的负担。”王永会有些恼火，难道自己5年来的努力要前功尽弃了？不行，决不能让他辍学。他写了一封长信，力劝张卫东要坚持上学。信发出后，王永会还不放心，在一个月内，他接连写了5封信，直到张卫东回信保证：“从此以后，决不再提辍学的事。”王永会才松了一口气。
当然，大山里头的张卫东不会知道，那个一直给他寄钱的哥哥，几年来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王永会的家里并不宽裕，父亲只是中牟县农业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母亲是农民，哥哥在外当兵。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
高二那年，王永会的母亲去世了，父亲整天愁眉不展，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一年多没有上班。一年后他被调往中牟县鞭炮厂工作，但单位不景气，他们的家只能安置在一间单身宿舍里。家里唯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张大木板床。“黑色七月”冲刺之前，同学们吃好的，一个劲儿地加强营养，而这些王永会想都没想过，他把亲戚送给他的钱都寄给了张卫东。
上了大学后，生活开销大了，王永会更加节俭。几年来，他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吃饭时，他常在学校食堂的各个窗口边挑来拣去，找一份最便宜的菜。就是这一份菜，还常常是和别的同学合着买。
但既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还要资助张卫东，仅仅靠省是不行的。
每年暑假高考评卷，王永会都会留在学校，每天冒着酷暑，推着小车一趟又一趟地去茶炉房为评卷老师们拉茶水。这样干到评卷结束，系里会给他50元的报酬。这些钱，王永会自己留一半作为下一学期的生活费用，另一半给张卫东寄去。
王永会的另一项经济来源就是稿费。他写作时间大都在深夜，但学校宿舍每晚11点必须熄灯，熄灯后，王永会点上蜡烛继续写到后半夜。早上起来洗脸时，他的鼻孔里满是黑乎乎的烟灰。
王永会的稿费最多的一次是98元，其余的大都是10元、8元之类的，最少的一次才4元钱。就是这点稿费，王永会同样会给张卫东寄去一半。
一分分省，一元元挣，7年了，他供张卫东考上了初中。
王永会仍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仍旧每天写稿子熬到深夜。
他说：“我也很穷，但总想尽力帮帮卫东，我就是想让他知道，大山外面，还有人在关心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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