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倾城
30年前，他们在武汉一所大学相遇。一个湖北一个河南，却同姓。同学们起哄，说：“你们认个兄妹吧。”他说：“行。”她没作声。可是下学年开学的时候，她对他说：“俺跟俺娘说了，俺认了个哥!”
毕业那年正是1966年，学校里乱乱的，没人管事。他们俩只是默默地跟着老师，在校园道路的两旁，种下了许多棵小树。
毕业分配前便已知道，所有的去向都是边疆艰苦之处。面对一堆地名：六盘水、玉溪、资水……每个人都像在抽签，抽取一支也许是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签。
他到底灵活些，到图书馆借了地图册来研究，又挨个到老师家咨询。然后跑来跟她说：“我问了好些人，他们都说丹东最好。我们一起去吧?我给你也报了名。”
她说：“好。”
这就算求婚了。
到丹东的第二年夏天，大女儿出生了。再隔一年，二女儿也来了。那时，这座鸭绿江边安静的小城，天正寒，地正冻，积雪盈膝。没有鱼，没有肉，没有新鲜蔬菜，仅凭孩子的出生证领到5斤鸡蛋。在他的老家，女人坐月子是要喝清甜的蛋酒和煮得奶白的鲫鱼汤的。他心疼女儿的哭，心疼她的瘦，却无能为力。
一次去附近驻军办事，见一个小解放军在修收音机。工具倒是摊了一大桌子，可拆来装去老半天也不见好，他实在看不过去，就说：“我看看。”三下两下完工，喇叭里悠扬地传出“我失骄杨君失柳……”小解放军喜滋滋地像捧着至宝一般，连连道谢。他笑了笑就走了。
几天后，他正在车间干活，忽然厂办紧急召见。刚一进门，便有人指着他大叫：“就是他!”原来是前几天那个小解放军，旁边一个络腮胡子，说是营长。
桌上摊了起码十几个各式各样的小收音机，营长有点儿不好意思，问：“你方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他却一口应下。捧回家，便开始加班加点地修，还自掏腰包购置零件配上。
一个星期后，营长看着那些漂漂亮亮、嗓门一个比一个大的收音机，乐得简直连胡子都飞起来了，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们往后就是朋友了，你有困难，尽管发话。别的不说，我们部队，起码物资要比你们地方丰富得多。”
下班路上，他一直想着这件事，没留神，脚底一滑，跌滚在地。雪团轰然飞起，像在他心里起落：怎么能向人家要东西呢?这成什么了?但是是营长主动说的呀，而且妻子确实是在坐月子啊……心里翻肠搅肚，却始终没有向营长开口。
雪越发下得紧了。一个陡然放晴的早晨，他醒来，坐在窗边的她笑着说：“嘿，你看那太阳，黄黄的，像个荷包蛋呢。”他整个人僵在已经冰冷的炕上。他不是不想学雷锋，但是雷锋没结婚，也没有一个睡着了觉嘴巴还在“吧唧吧唧”的女儿啊。
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口的，每个字都像是害怕打仗的逃兵，在他嘴里你推我搡，谁也不肯先出去，出了口，也是那么轻，像是随时可以融化在空气里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