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先生的诗—如果不纠结于什么是诗的话—于我的启蒙价值，我认为接近于零。关于这一点，与我辩论的朋友被我坚决反驳。那是因为，我自认为的诗歌启蒙不是源自文字，而是那些严肃环抱我的群山，群山上的天空，群山外的幻想。诗在我闭塞的身体里一点一滴地发酵，从日夜不闭户的小小的心里涌出来，遇到文字而凝结成形。等到时机一到，你瞧，一个诗人就诞生了。所以，诗人是天生的，无论好坏。汪国真的寂寞
高中毕业，我又从美丽的小县城转战巨大的北京城，《年轻的风》早就不知去向，如同我草稿纸上的诗歌趣味。轰然打开的阅读视野，让我的身与心都一浪一浪地更新换代。我还很意外和兴奋地钻进了原本摸不着边的诗坛。我整天咧着大嘴，抑制超高速心跳，坐坛观天，夺冕封王，乐不可支。直到毕业，工作数年以后，依然如此。大约2005年，因为一个泛文化选题，我需要采访汪国真先生。第二次交集开始。清楚记得那次电话采访的场景，我坐在出租屋里，翘着二郎腿，一手抱着电话，一手抱着笔，跟《年轻的风》的作者、我曾拿来吹嘘的诗句的生产方，礼貌地交谈。我承认那时的我十分轻佻，轻佻到我的礼貌都有点职业化。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我想了想，大致等同于一个自我膨胀的大师，礼贤下士地与他人交流思想。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我是不是有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我会回答：是的。
那年汪国真先生的句子还没有被国家领导人引用，所以在我印象里，他就像一个忽然隐身不见的人物，意外被我手头一个选题提拉出来。选题并不需要长时间的采访，汪国真先生却跟我讲了接近两小时。对当时的我而言，我把耐心调到了最大剂量。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已经把我这个媒体记者，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他提及当年诗集受大众的追捧，语气自信且自豪;他提到了别人攻击他的诗，他是清醒的;他也提到了大众依然喜欢他的诗，因为盗版书摊上仍有他的诗集;他还提到他在做音乐，以及书画。他与我的倾诉式交流，让我确信了他的一丝落寞，或许还很重。
我也确信了“大众”这个东西的不靠谱，尤其是坐在市场这个轿子里的大众，不靠谱之极。尤其是，当大众尚处于青春发育期，你的作品与之发生关系，看似很快乐，但快乐难以持久，你将迅速面对大众的薄情，一如许多当年汪诗的拥趸，今天变成汪诗的嘲弄者，尽管他们嘲弄的其实是当年的自己。大众明星的落寞在所难免，尤其是流连于大众眼球的明星们。我不知道汪国真先生是否流连于大众的追捧，但我相信他还算是幸运的，在人间落幕的最后时刻，依然引爆了大众的朋友圈。刷屏，可能是他最后的写诗动作，大众也从无所谓的看客，变成了他的笔。
当然有例外，或许这样的例外不在少数。就在这篇文章开写前，一个朋友短信我说，“汪国真走了，诗歌走向何方”，他还谈到汪诗对他年轻时的励志价值。听说我应约写关于汪的文章，他提醒我“下手不要太重”。这是汪国真先生的铁粉无疑，青春记忆烙在心里，他没有选择抹杀与背叛。无论他人怎样看待这样一种“怀春”动作，于我而言，我赞赏这个动作背后的善良和义气，比冷冰冰的、略带不屑的盖棺论定多了一分人情味。汪国真走了，诗歌还在走着;人情味走了，诗歌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