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拉丁帝国”、实现美苏法三强并立的状态，看似与历史终结论不相吻合，但在科耶夫那里被有机统一了起来。在历史终结的时刻到来前，尚有一个过渡阶段，民族国家以“联合帝国”的形式暂时持存。在科耶夫的帝国里，作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投资于欠发达地区，以促成整体工业水平的提升和收入均衡，同时以共同的宗教、审美和感情为基础，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与德国的“马克民族主义”实际上不谋而合，也是法德共同建立和扩张欧盟的理念基础。而科耶夫同时还认定，“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和拉丁世界的天主教就已经在若干综合性观点的问题上，通过彼此的对立而统一了起来”。法国可以借助观念上的共通性和经济上的地中海一体化来召唤伊斯兰世界，给予非洲和中东移民以宽松的待遇，使其不至于倒向美国或苏联。
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科耶夫关于“历史终结”的预言，又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结合到了一起。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那两部广为人知的作品《理解全球化》（2000年）以及《世界是平的》（2005年）中描述的那样，“全球化”似乎代表了这样一幅图景：军备竞赛让位于普遍的防止核扩散和裁军，冲突被更有效的协调与合作机制所化解，更多科技创新、惠及更多人口的持久经济繁荣以及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步向前，最终实现福山关于历史理念之战的全部预言：“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剩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此时将再不存在实际的政治决断以及任何非自然的差异性，人类达到了普遍均质状态。而欧盟在21世纪初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正是“历史终结”的一次小范围彩排。
保守主义的焦虑
与科耶夫的创见几乎同一时期，两位和他亦敌亦友的政治哲学家同时发出了对政治中立化前景的质疑。他们中的一人日后成为欧洲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精神导师，并被自由派贴上了“危险心灵”的标签；另一位则在远走美国之后，被奉为新保守主义者的鼻祖。前者是曾为纳粹党员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则是近年来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犹太裔政治哲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作为威尔逊主义和魏玛共和制的反对者，施密特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对政治法学领域的中立化现象进行了持久的批判。他的论点简洁明白：“划分敌友是政治的首要问题。”而这种敌我划分或曰决断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下却被有意地淡化和遮蔽了。在施密特看来，“民主的第一个要求是同质性（Homogeneity）；第二个要求是，当形势需要的时候，排斥或剪除异质性”；“平等的问题绝对不是抽象的逻辑和算术游戏，平等（必须）意味着实质上的平等”。从国内法意义上说，即使是在实行现代民主制的国家，民主红利也不可能且不必要惠及全体大众，因为只有当掌握政治权力的核心市民阶层将其政治、经济意图注入代议制政体时，后者才具备了决断性，因之能产生实际的政治效力。作为民主政治、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政治之核心要素的权力（Power）在政治运作开始之前就已经被确定的同质共同体所掌握，这个共同体在历史上曾无数次以完全违反程序正义的方式，确保并强化自身在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同质性。而国内法意义上的“中立”，也须以同质性为前提。
反之，在国际法领域，“现代帝国主义创造了无数与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统治形式，这些统治形式和殖民宗主国内部的民主发展步调一致”。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十四点宣言”之时，类似伊拉克、叙利亚和约旦这样的地区并未由衷生出独立的愿望，但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也匆匆建国了。然而伊拉克究竟何时才能达到“自立之时”，依照《国际联盟盟约》，仍须由托管国决定。从程序上说，该国的独立完全是一个纯法理过程，似乎合于威尔逊的主张；但幕后的决断者才拥有真正的权力，只是以一套更加现代化和更有效的手段进行了掩饰。决断者不仅能决定如何维护其统治基础，甚至可以重构一切相关术语和概念的内涵。比如，“维护地区和平”就比“武装干涉”文雅得多，最终出现的将是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场景——“战争即和平！”
自由主义者真诚地信奉价值中立、理性主义和程序正义，但自由主义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决断性。只有在基于同质性和权力性的民主政体提供了舞台之后，“中立”才有发挥效用的可能性。否则，抗议也好辩论也罢，只不过像“在冷却的暖气片上涂上红油漆，让人觉得它能像壁炉一样燃烧”那样，徒有其表，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