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怡
认为弗林或者其他阁僚能够通过与俄罗斯官员的一两次接触，或者和普京的私人友谊就造成“美国国家利益被出卖”的后果，当然有捕风捉影之嫌。但“通俄门”影响的持续扩大，显示了不止一派势力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制约特朗普的权力，特别是挤压总统周围的亲信圈子的空间。在刚刚成形的新政府中，裂痕已在浮现。
推特公司“民间首席推广官”、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阁下的账号，在2017年2月23日的24个小时里罕见地没有发送任何推文。在那之后5天，他在国会山发表了上任以来首次施政演说，受众不仅包含有推特上的2630万关注者和参众两院的535位议员，还囊括了全美整整4774万电视观众——比他深恶痛绝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多了1484万人——以及大半个世界的新闻工作者。《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在当天的报道里讥讽说，总统最好表现得自信一点，毕竟“接下来一年里，他都很难召唤起如此之多的听众关注他的长篇大论了”。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整场演说的风格显得异常稳健和平淡。特朗普按部就班地提到了联邦政府希望在拉动就业、减少贸易逆差、振兴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善治安以及维持国防能力方面达成的目标，提到了“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并呼吁全体国会议员和他一起开创“美国伟大的新篇章”。没有嘲讽在他口中“谎话连篇”“已经成为人民之敌”的主流媒体，没有对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横加攻讦，甚至没有炫耀他的商业才能足以驾驭治国理政：这样一个过于温文尔雅的特朗普，未免令人感到有些陌生和诧异。
但仅仅过了不到一星期，总统阁下就恢复了他的“推特治国”本色。3月4日，他接连发出了一串杀气腾腾的推文：“震惊！刚刚发现奥巴马在去年大选决胜之前曾窃听了我在特朗普大厦的电话线路，但一无所获。这是麦卡锡主义！”“新发现：与杰夫·塞申斯会面的那位俄罗斯大使在奥巴马时代曾22次造访白宫，光去年就有4次。”“奥巴马总统要有多没下限，才会在庄严的总统选战过程中窃听我的电话？这是尼克松/水门。真是个令人作呕的坏蛋！”与此同时，他还“贴心”地上传了民主党资深参议员舒默以及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与俄罗斯高官的合影，尖刻地反问：“我是不是该立即调查一下這二位和俄国佬之间的秘密关联？”在内阁任命尚未完全通过、新政府首份财政预算案还有一周才会提交国会的间隙，“通俄门”变成了最新的舆论焦点。
一切始于2016年夏天俄罗斯黑客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邮件服务器的攻击。由于担心选战进程可能被外国势力有计划地操纵，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责成中央情报局（CIA）、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家安全局（NSA）对俄国情报人员在美国境内的活动进行调查，并以包括窃听在内的方式确认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是否在全球任何地方与俄罗斯官员或间谍进行过接触，以从黑客攻击行动中获益。在今年1月20日新政府就职之前，部分调查文件被移交给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其中有证据明确显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在正式上任前的2017年1月初，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里亚克进行过频繁接触，提及了解除对俄制裁等重大问题。弗林因此于2月13日引咎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短的总统安全事务顾问。持续公布的证据还证实：与基斯里亚克会面的不仅包括弗林，还有刚刚上任的司法部长塞申斯以及特朗普的大女婿、现任总统高级顾问贾雷德·库什纳。而特朗普本人对“窃听”一事的反指控，乃至接连收到内线曝料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穷追猛打则显示：这场风波远未结束，随时有可能继续引发震荡。
资深特工出身、行事风格深藏不露的普京，当然不会指望通过一两次保密级别不高的会晤就全盘影响到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迄今为止，俄罗斯政府对弗林事件的发酵始终保持缄默，其驻美大使对美国国会的调查配合也相当积极。真正有趣的是，企图借这场风波大做文章的势力全都出现在美国政界内部——刚刚选出新主席的民主党指望发起一场质疑新政府公信力的大规模舆论战，在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架构中被降格的FBI要迫使总统重新承认自己的重要性，以副总统彭斯和新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为首的共和党建制派希望总统就此远离他那个行事反常、负面新闻缠身的亲信小圈子，后者及其发声平台布莱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News）则要向特朗普证明，在危急关头，只有他们会无条件地支持这位“推特帝”。政府和国会正在分裂成几个互不相让的集团，彼此以损人利己为能事，这或许才是被弗林这只“蝴蝶”煽动起的更大风波。
从“黑客门”到“窃听门”
过去6个月里，谢尔盖·基斯里亚克（SergeyKislyak）大概要算是俄罗斯第二倒霉的驻外大使——第一倒霉的那位在去年12月19日被一名枪手刺杀于安卡拉——当他在2008年夏天赴华盛顿上任时，位于白宫以北四个街区的俄罗斯大使馆还是美国外交官、智库学者和退役将领频繁出没的重要社交场。面相慈祥、有着满头白发和双下巴的基斯里亚克并不是一个好打交道的人物：早在苏联时代，他就凭借自己在莫斯科工程物理研究学院学到的核武器知识，在军备控制谈判中与美国人唇枪舌剑；1998年兼任俄罗斯常驻“北约”代表之后，不止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领教过他为莫斯科的强硬政策所做的辩护。但美国人对他的社交本领和务实态度始终敬佩有加——2012年新任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前往莫斯科之前，基斯里亚克曾为他举行过一场盛大的饯行宴，美国国防部负责军控事务的高级官员、资深外交官和华盛顿顶尖智库的负责人悉数列席。基斯里亚克坦率地承认了两国在安全政策方面存在的分歧，同时祝愿赴宴者的私人情谊不会被这种分歧所破坏。从那时起到2016年初，即使是乌克兰危机也没有打断双方的正常社交：激烈的争论过后，依然会有觥筹交错。
但事情从2016年秋天开始起了变化。当年9月，在杭州G20峰会期间，奥巴马公开指责普京称：有证据表明，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的网络黑客自2015年以来一直在系统地攻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美国政府以及高级官员的电子邮件服务器，从中窃取情报，他要求俄方立即终止这一行动。10月初，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和国土安全部发表联合声明，明确指控俄罗斯政府是当年夏天由“维基解密”网站曝光的2万封民主党机密邮件的实际窃取者，其目的在于干扰美国公众舆论，以影响11月大选投票的最终结果。在那之后，每当基斯里亚克在任何公众场合出现，都会被质问他与“黑客门”之间的关联，气氛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2016年12月9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启动对“黑客门”和俄罗斯政府介入美国大选一事的全面调查，并授权采用包括窃听在内的一切形式监视基斯里亚克及其下属的“非正常”活动。12月29日，美方的第一批报复措施出台：35名驻华盛顿和纽约的俄罗斯外交人员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被勒令在72小时内离境；俄方在纽约和马里兰租用的两处海滨度假别墅也因为涉嫌“被用于情报搜集”，遭到FBI的封闭。俄罗斯大使馆的会客厅逐渐变得门可罗雀，基斯里亚克的“朋友圈”也不再熙熙攘攘。不过莫斯科方面至今不曾承认任何一项指控。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讥讽美国政府的声明是“毫无事实依据的可笑垃圾”——“你们才是‘颜色革命的幕后插手者”。普京则以他一贯的幽默口吻“教导”奥巴马，应当有尊严地接受民主党输掉大选这一结果：“如果说俄罗斯政府干预了美国总统选举，难不成民主党丢掉参众两院的多数议席也要由我们负责？”
讽刺的是，美国人恐怕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按照吉恩迪·拉赫曼、欧逸文等资深政治记者的看法，如果说乌克兰危机反映的还仅仅是俄美两国在国际安全方面的观念差异，那么在選战期间非法窃取邮件、发布明显倾向某一阵营的消息，将彻底颠覆美式民主的基础。因为民众对候选人能力和操守的评估将不再由自身独立做出，而是受到来路不明的操纵者把持的“信息洪水”的定向冲刷——按照熊彼特式民主的通行规则，即使希拉里真的犯下了渎职、受贿、叛国等一系列罪行，也应当在美国司法制度下，按照正当程序启动调查和核实，确认其是否应当受到惩罚（例如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对前纽约州众议员韦纳的性骚扰检举）。而俄罗斯黑客的出现彻底破坏了这一规则：通过“维基解密”曝出的民主党机密邮件既无法核实又无法证伪，但无一例外是对希拉里及其亲信的负面指控。在选战进入中盘之际曝出这类消息，选民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对其进行甄别或核实，很容易凭主观感情决定最后的投票立场。这在两党候选人差距不甚明显的“摇摆州”作用尤其突出。追求传播效应和点击流量的社交网络对这类惊悚性消息的快速推送，更进一步放大了资讯的杀伤力。即使事后证实消息存在误导，也已是木已成舟、无法更改。
更重要的是，“邮件炸弹”的窃取和披露可能存在倾向性，但对机密情报的获取本身却是不分轩轾的，而且主动权完全操纵于黑客之手。FBI的调查已经证实，尽管俄罗斯黑客在2016年夏天的进攻重点是民主党阵营的邮件服务器，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箱同样曾被“光顾”，只是内容不曾外泄。这被奥巴马政府理解为有意为之——当莫斯科方面希望具有潜在亲俄倾向的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赢得大选时，他们会有针对性地曝光希拉里阵营的负面新闻，对特朗普方面的“黑材料”则加以隐匿；但有朝一日当他们需要摧毁特朗普政府的声誉时，那些早早准备好的被窃邮件将成为撒手锏。美国政坛的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莫斯科的心情好坏，而美国公众将对自己的所有民意代表甚至选举制度本身产生由衷的怀疑和厌恶。这种后果将比乌克兰东部出现了几千名亲俄武装分子，或者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弹道导弹还要严重成百上千倍。
正是因为“黑客门”的潜在破坏力是如此之大，政治敏锐性又是如此突出，在大选结果揭晓之后，胜负双方都小心翼翼地和俄国人保持着距离。特朗普在参选之初就以对普京的大肆恭维而著称，但他在真正胜出之后，却对解除对俄制裁的可能性绝口不提，甚至一再强调自己从未自俄国黑客对希拉里的攻击中获得任何间接好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时，也一再强调“俄罗斯的（扩张）行为依然是‘北约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之一”，两国进行军事合作的时机尚不合适。但不知深浅的迈克尔·弗林偏偏一头扎进马蜂窝——2016年12月29日，在基斯里亚克刚刚从国务院获知35名外交官将被驱逐的消息之后，弗林在36个小时里连续和他通了5次电话，内容直接涉及高度敏感的解除对俄制裁一事。而在随后对国务院的知会报告中，弗林却隐瞒了若干重要细节。但这根本逃不脱FBI的“顺风耳”：自从12月9日针对“黑客门”的调查全面启动以来，敏感人物基斯里亚克的电话线路已经遭到全面窃听，弗林秘电的详细内容很快成为政府内部公开的秘密。而特朗普在正式上任后第一周就已从司法部得悉弗林曾擅自致电基斯里亚克的消息，但他显然不愿过早变更人事安排、给政敌留下口实，因此选择了不声张，对此事冷处理。
但形势的发展远远快过“大嘴”总统的估计。2017年1月13日，《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伊格纳修斯率先曝光了弗林与俄国大使通电话的消息，并合理推测：弗林可能向基斯里亚克做出了新政府将致力于解除对俄制裁的承诺，换取莫斯科不对驱逐俄国外交官一事采取报复。此时弗林仍在公开场合否认通话曾涉及制裁问题。但在2月13日，已经离任的前代理司法部长耶茨公开向《华盛顿邮报》证实：FBI不仅向司法部提交了关于谈话内容的详细备忘录，而且特朗普本人也获得了提前通报。弗林这才被迫向同僚承认自己先前的汇报并不完整，并立即提交了辞呈。而此时由他力主起草的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妥协方案已经接近完成了。
失去弗林这位“电话粥朋友”之后，孤独的基斯里亚克还得继续在冷清的大使馆熬下去。不过随着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在2月20日意外病逝，这位社交大师可能会转赴纽约，在曼哈顿继续举办他的精致宴席。只是有弗林的覆辙在前，美国外交官和政府要员在未来几个月里大概还没有心情与他谈笑风生。
俄罗斯式“社交”
在特朗普正式就职前几天，《彭博商业周刊》制作了一张意味深长的“普氏友谊”变化曲线图，以回顾那些希望通过和这位前克格勃特工建立私人友谊来维护关键性利益的政治家与商人的命运。曲线显示，在上任之初曾对双边关系寄予厚望的小布什、奥巴马以及默克尔，一旦度过长则8年、短则3年的蜜月期，迟早会因无法满足莫斯科的战略地理“开价”而与之分道扬镳。那位曾经获得过普京慷慨的资金和政治支持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更是在一场失败的国内政治冒险（尽管冒险的初衷是为了强化和俄罗斯的关系）后被彻底抛弃。而能够长久维持与克里姆林宫友谊的施罗德（德国前总理）、卢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以及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尔法寡头财团创始人），要么懂得远离可能触怒普京的政治“雷区”，要么擅长在莫斯科的战略需求和自身的牟利企图之间保持平衡。一言以蔽之，莫斯科欢迎灵活的商人，厌恶传教士和傻瓜。
若从这个角度看，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似乎的确是克里姆林宫的利好消息。基斯里亚克与弗林那几通热络的电话往还，也暗示了普京对新政府所抱的期望。但特朗普毕竟是一位胃口甚大而想法飘忽的非主流地产商，背后的幕僚班底也各怀心事，致使其规划的对俄战略演变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杂烩：特朗普宣称要“大幅度强化并伸张”核武力，以回应普京关于加强战略性核力量的表态；国防部长马蒂斯对“北约”和欧盟的重要性做了重申，同时也要求各盟国适度增加防务开支，与此同时弗林却在和可疑的中间人商讨乌克兰和平方案；在中东安全问题上，特朗普明确表态愿与莫斯科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同时却又对克里姆林宫在该地区的头号盟友伊朗追加了新的制裁措施。总而言之，一切皆可交易，但必须是“一盘棋”——通过协商得当的一揽子利益交换，将双方的势力边界划分清楚，从而在一个较长周期内实现美俄关系的稳定。
但服从于一个固定的框架，以致丧失战略选择和机动空间上的灵活性，恰恰是普京最不乐见的情形。莫斯科从上世纪90年代一溃千里的东欧安排中吸取了一项教训：由于美俄两国在总体资源上高度不对等，即使某一任美国总统对俄罗斯抱有好感，仍有可能在国会压力或者霸主声望的诱惑下突然與莫斯科翻脸，而猝不及防的俄罗斯对此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俄罗斯必须使美国需要自己——通过在一个或几个焦点地区积累起足够厚实的筹码，使华盛顿意识到与莫斯科结为伙伴的重要性，继而“撬动”双方利益分歧明显的其他地区；同时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做出非必要的承诺，以免牺牲机动空间。而在2017年初，普京在叙利亚、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积累起的筹码，已经足够吸引特朗普一板一眼地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欧盟内部面临的分裂风险，更是间接抬高俄罗斯国际行情的利好消息。因此他完全不急于回应“推特帝”的一揽子缓和计划。
不过，待价而沽并不意味着普京不曾主动采取措施与特朗普建立接触，甚至也不意味着“通俄门”风波中的间谍指控纯属虚构。早在2010年的安娜·查普曼案件中，FBI探员就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和苏联时代热衷搜集关键性战略情报、汲汲于收买在军工复合体（MIC）的关键部门任职的美方人员的做法不同，21世纪初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专业和兼职情报人员更偏爱拓展日常社交圈，在学术会议、商业往来和周末派对上泛泛地结交金融、能源、IT等热门行业的从业者，与之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大西洋月刊》2015年刊载的长文《新俄罗斯间谍圈中的“冷战”回声》认为，在90%的时间里，他们从这类社交中获取的仅仅是不涉及多少机密的行业信息、财务报表以及企业战略规划；但一旦私人友谊变得牢固，而潜在的情报来源恰好被提拔到了某个重要岗位，或者进入了政商巨头的亲信圈子，稀松平常的例行派对和交谈就可以自然地发展为窥测情报和试探虚实的“水管”。而常驻美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在许多时候正是这些“社交型间谍”的联络上线。2015年初破获的布里亚科夫案件中，俄方接头人就在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
莫斯科对特朗普阵营的试探和接触，同样延续了这种“社交优先”的模式。作为一名业务遍及全球的商人，特朗普的亲信圈子里充斥着华尔街说客和资深公关公司顾问；这些为逐利而生的中间人长期服务于全球诸多不安定地区的政府，不惧风险，自然是绝佳的突破口。2016年初一度成为特朗普竞选委员会主席的小保罗·马纳福特（PaulManafort）就是一个例子：作为资深选战专家，他曾为福特、里根、老布什等多位共和党总统担任过竞选顾问，同时也是安哥拉、民主刚果、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等国政府高薪聘请的国会游说专家。在加入特朗普的选战团队之前，马纳福特最得意的成就是为普京的前盟友亚努科维奇操盘了2004年和2010年的两届乌克兰总统大选，从中获得了超过1300万美元的咨询费。而亚努科维奇的前任竞选经理科列斯尼科夫在2008年告诉《纽约时报》记者，雇用马纳福特的建议是由来自俄罗斯的政治分析师提出的——这位形迹可疑的游说家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寡头企业都有资金往来，并且在2014年后还继续为亚努科维奇出谋划策。
敢于雇用马纳福特的特朗普，当然清楚这位游说客的底细。从执掌“推特帝”竞选阵营的第一天起，马纳福特就与俄罗斯外交官和企业家联络频繁，他后来因此被FBI列入了“黑客门”调查的监控名单。不过这种春风得意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2016年8月，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公布了马纳福特从该国亲俄政党“地区党”（支持亚努科维奇）财务主管手中收受1270万美元的咨询费时留下的手写收条，而亚努科维奇本人在2014年已经被奥巴马政府列为制裁对象，其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且不得入境美国。在来自国务院和主流媒体的双重压力下，马纳福特被迫辞职、接受司法调查，让位于两位“非主流右派”史蒂夫·班农和凯莉·康韦。
但班农与莫斯科之间同样脱不了瓜葛。他执掌多年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曾以半是好奇、半是称道的笔调描绘过一位俄罗斯的“非主流右派”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Dugin），此人与美国“非主流右派”的旗帜人物保罗·哥特弗里德关系密切，还曾在自己旗下的电台播放过特朗普提名的外交政策顾问（最终被竞选团队否决）卡特·佩奇的独家演讲。在2014年夏天那次著名的梵蒂冈对话中，班农本人也对杜金的观点表示过赞许。然而这位蓄着大胡子的俄国哲学家还有另一个身份：苏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局（GRU）高官格里·杜金大将的儿子。据彭博社和BBC报道，2015年11月土耳其在叙利亚边境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斗机之后，正是杜金利用私人关系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军界之间穿针引线，安排双方情报人员秘密会面，才促成了两国关系在2016年的重新缓和。
从马纳福特、佩奇到班农，单是选战期间特朗普身边的顾问团队，就足以搭建起一张直通克里姆林宫的关系网：马纳福特与亚努科维奇，佩奇与伊戈尔·谢钦（前俄联邦副总理，他也是特朗普的国务卿蒂勒森的老友），班农与亚历山大·杜金。这正是21世纪的俄罗斯情报人员最熟稔的交互模式：不再瞄准具体的信息或文件，而是把维持人际关系本身当作目的，在决策的最终倾向中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而FBI甚至还发现，那位冒失的迈克尔·弗林也是这张俄式社交网的成员之一——经弗林许可，马纳福特在基辅扶植的新代理人、乌克兰国会议员安德烈·阿尔乔缅科和特朗普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同样名列FBI的调查名单中）共同起草了一份在乌克兰东部实现全面和平的方案，并通过科恩成功地送进了白宫。据《纽约时报》和《乌克兰真理报》披露，该方案计划以将克里米亚租借给俄罗斯99年（需要进行一次形式上的公投）作为条件，换取亲俄武装重新承认基辅当局对乌克兰东部领土的主权。对寸土不让的乌克兰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来说，这显然是巨大的挑衅；而阿尔乔缅科竟公开宣称，普京的高级幕僚支持他的方案——由克里姆林宫授意几位亲俄人士起草一份有利于莫斯科的计划，随后通过美国政府高层强加给基辅，这实在是一幅过于超现实主义的图景。而这一切迄今为止仍在白宫之内发生！
谁在火上浇油？
自负聪明的特朗普当然不愿像《纽约时报》指控的那样，成为普京的“跟班、打手和代理人”。事实上，即使是已经在调查弗林、塞申斯、库什纳等人与俄罗斯官员会晤细节的FBI，也无法证实他们收受了莫斯科的金钱贿赂，或者曾经把克里姆林宫的意志植入到决策流程当中。导致弗林辞职的是一项1799年生效的古老联邦法律《洛根法案》：未经政府授权，任何美国公民不得与正和本国处在纠纷状态的其他国家的官员展开关乎政治问题的谈判。但适用这项法案的前提是弗林和基斯里亚克之间的通话已被录音存证，而佩奇和班农却可以钻到空子：与他们直接发生联系的谢钦和杜金目前都不是俄罗斯政府雇员。至于已经自请回避调查的塞申斯，只要他能证明与基斯里亚克的会面纯属礼节性寒暄，便不至于失去刚刚坐稳50多天的司法部长位子。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利用“通俄门”嫌疑对特朗普发起攻击的力量主要隐藏在美国政府内部，并且用的是“推特帝”最擅长的套路：抓住几个细节有迹可循但整体面目含糊不清的爆点，在一切场合穷追猛打。由于奥巴马政府在发起调查之时已经接近卸任，为了防止特朗普在上任之后下令封存档案，来自司法部、FBI和NSA的调查人员在今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之前，提前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移交了部分证据和卷宗。《纽约时报》报道，一些调查人员甚至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有意识地调低了部分卷宗的保密级别，使其可以被提供给欧洲盟国的情报人员甚至大众媒体。在弗林和塞申斯与基斯里亚克会面的事实被逐步披露的过程中，多达十几位现任和卸任官员积极地为《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邮报》提供线索，连留任FBI局长的詹姆斯·科米也站出来批评特朗普关于“奥巴马窃听选战电话”的指控毫无依据——而在短短一个多月前，科米还因为在大选投票前一周重启对希拉里私自假设邮件服务器一事的调查，被视为特朗普获胜的重要功臣。
如此之多的矛头集中指向“推特帝”及其親信，当然不是简单的阴谋论可以解释的。事实上，至少有三派势力希望借助这场风波压制特朗普的气焰。刚刚选出新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由于丧失了国会主阵地，暂时无法对冲新总统的煊赫权势；但资深民主党参议员本杰明·卡丁主管着对外关系委员会对“通俄门”的调查进程，倾向自由主义的主流大报和电视台也与民主党人交好，内外联合的舆论攻势至少可以把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由目前的44%再往下拉几个点，使其在对俄政策和处理与欧盟的关系时不至于过分随心所欲。以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蒂勒森和白宫幕僚长普里布斯为首的共和党建制派则希望就此摆脱总统身边那个纠缠不清、任性乖张的“非主流右派”班子——在弗林、班农甚至特朗普本人心血来潮地大放厥词之后，彭斯、蒂勒森们却要放低身段重新向盟国领导人重申美国的既定战略方针，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不把这个裙带关系复杂的小团体彻底剥离干净，迟早还会有下一个马纳福特、佩奇或者背景复杂的外国说客冒出来。而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架构中被降格的詹姆斯·科米，同样希望夺回在部长级委员会中被史蒂夫·班农占去的那个位子。3个多月前借“特朗普旋风之力”艰难重返白宫的共和党人，正在做驯服这位狂人的最新一轮尝试。
唯有特朗普本人始终不为之所动。2016年秋天他就否认存在俄罗斯黑客蓄意介入大选的事实，如今则再度怒气冲冲，指责从奥巴马时代起就存在一个针对他本人的、潜伏在华盛顿的“窃听和间谍阴谋”。站在这位“推特帝”身后的是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和来自克里姆林宫的“朋友”们，在2017年这个被东北亚安全危机、欧洲大选前景以及依然如故的中东战事困扰的春天，他们还有多少闲暇可供发牢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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