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1983年我从《中国青年》到《人民文学》，铁生给了我一篇《足球》，这是他的小说第一次在《人民文学》发表。这个短篇写两个残疾人摇着轮椅去看球赛，两个人只有一张票，赌的是体育场门前有没有台阶。如果有台阶，拄不了拐杖的那个就进不去，只能让给另一个。小说还是一直写两人边摇轮椅，边歇在路上的对话：要是有两张票就好了。聊的都是我们年轻时那一代的球星：济科、苏格拉底、罗西、普拉蒂尼、鲁梅尼格、马拉多纳。那是一个鲁梅尼格像跨栏般飞越阻挡、马拉多纳像闪电耀亮球场的年代。铁生是太爱足球了，他说足球之好看，就在速度中身体的对抗和即使踢到最后，也还有悬念的命运之力。那年代犯规吹得还不那么严，铲球凶狠而球星的腿更有力量;那时也没有那么多假球揭露，竞技还熠熠着神秘的光辉。其实，他是因自己的腿而羡慕那种风驰电掣的。那时他爱聊“测不准原理”，对金观涛、刘青峰他们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中的《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上帝怎样掷骰子》感兴趣。
其实，那几年他的小说，不断在探讨的，是活下去的理由。这些理由，无一篇不饱含辛酸。
刚开始，写得好的是他第一个中篇《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读书多了，有了学识就好高骛远，偏偏唱诗班的经历影响了他，去学了神学。当上牧师，就遇到新社会;退出教会进了小学，又怕耽误了前程而辞职;最后成了一个精通英文却平庸的传呼电话员，一身书卷气无处消磨，空有志而终无成。这小说感叹政治运动误人，但我读到更深刻的是消磨的悲剧。小说分上、中、下三集，中集写他们讨论“黑色幽默”，篇篇都避不开经历的真实，那年代的荒谬造就了辛酸的幽默，铁生也有意表露了一把各种形式的玩法。80年代前半期，文坛上形形色色的写作形式表演，他从内心是不屑的。詹牧师最终是在小说集出版的欺骗安慰中死去的，他一生都在追求价值感，为这价值感消磨自己。
紧接着写《命若琴弦》。故事其实是概念的——黄土高原上老少两个说唱人。老瞎子年轻时曾心动于女子，因心动就哀苦自己的命运，期望有朝一日能看到光鲜的万物。他师父临终时就告诉他，三弦里装着他没用上的药方，弹断一千根琴弦，就可拿出药方去抓药，达成看见的愿望。弹断一千根琴弦当然是修行过程，师父告诉老瞎子，命就在那几根弦上。老瞎子以五十年翻山越岭卖唱，等到终于弹断了一千弦，取出那药方，其实是一页白纸，一无所有，连目标都没有了。小瞎子是老瞎子的徒弟，小瞎子也为一个女子动心，终为她嫁走而痛不欲生。老瞎子就又告诉他，药方装在了三弦里，你要弹断一千二百弦，就能拿着药方去治好眼睛。其中概念是，“人命就如琴弦，拉紧了就能弹好”——目的其实是空的，但有悬念，就还有心弦，虽然那仅是虚设。陈凯歌喜欢这概念，后来就把它拍成了《边走边唱》，顾长卫的摄影，黄磊演小瞎子，许晴演那女子。电影拍完已经是90年代初，陈凯歌把本来小说概念之虚全拍成了实——女子真对小瞎子动心，最后就只能自杀了;老瞎子是“圣”，本来镇着黄土地上烟尘滚滚的民众，却也有自己的欲。陈凯歌眼里的生命都是欲，虚变成了实，命弦那点苦涩的感悟就全都给破坏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史铁生在北京雍和宫的家中
辛酸到入木三分的，是《原罪·宿命》。这两个短篇，第一篇写“我”眼里的“十叔”——从脖子到脚，全都动不了，躺在那里，“甚至觉得被子下没有身体”。或者说，灵魂在飞，肉体却死了。“十叔”的小屋里，高墙有一扇小玻璃窗，两面墙上挂着互相对着的七面镜子，“十叔”就通过镜子反射，看窗外远处景象，在给“我”等的讲述中丰满他的世界。比如，镜子里他能看到远处楼房某个阳台，他一天天看阳台上有个女孩在渐渐长大，从等待母亲，一直等到有个小伙子进了她家屋里。再比如，他看到那座楼的某个窗口，晚上从不亮灯，有一晚有月亮，才看到屋里有人，从此天天看这人在黑暗中不开灯。那楼是他眼中唯一的世界，“十叔”告诉孩子们，他说的都是神话。终于有一天，他家帮工做了一辆车，和“我”等一起，要推他去看那楼，却绕来绕去，总接近不了。路上遇到每天在窗外唱歌，他想象高大而走遍世界的那个人，其实却是个瞎子。从此，他就拆掉了所有的镜子。铁生通过这构思，要说的是，“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是神话”。不知他为什么要称这样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是“原罪”？
第二篇则写“我”在拿到了护照、签证、机票，准备出国留学的得意忘形中，在一个美好的夏夜，因“晚了一秒钟或没能再晚一秒钟”，骑车轧到了一个茄子摔出去，刚巧被一辆开来的车撞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他就执拗地想，为何造成这偶然？比如之前在一个小饭铺吃了一个包子，如果不是只剩这一个了，就错过了那时间点。再比如，如果那晚没去看歌剧《货郎与小姐》……那是阿塞拜疆的一部轻歌剧，“文革”前演出，是李光曦唱主角。后来又推翻了这种偶然追究，他告诉自己：“在我骑车出发去看歌剧的时候，上帝已经把莫非的前途安排好了。”
这两篇小说写成于1987年，我觉得好，却无法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那时我闲暇到无所事事，骑车满城跑书店，有时闷了，就到雍和宮大街找铁生聊聊。他要是不在家，我就去地坛找他。记忆中一直停格在夕照里，我们边聊边随他的轮椅回家的情景。我记忆里，他似乎就是融于此地的，每次在这里见他，他都是神清气爽，嘴上是标志性的那种憨厚的笑。我一直相信地坛与他是建立了某种关系的。他后来写《我与地坛》，说这里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他说，《原罪》中写到的那个歌者，其实是他在园中常遇见的一个小伙子。而那个“十叔”看着她长大的小姑娘呢？我能理解，他是如何在这里，于雨后满园草木的竞长声中，苦苦思索“生而本不平等”;如何在这里，在对游乐场上孩子们欢笑声的呆滞凝视中，找到抚慰自己的理由。在那些阅历无穷、伛偻着无需言语的古柏面前，才懂得了人生其实是如何不足道，是地坛的气场抚平了他心里的伤痕。90年代初，我曾经为了写他，专在一个冬日的早上独自到地坛来寻找此地与他的关系。我在那些千年老柏树边，看到了别处草木早已枯零，唯这里似有地暖，阳光下还是一片青绿。那青绿在阳光下那样宁静，宁静得真消弭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我因此而一直固执地认为，他的身体是离开了这个巨大的气场，告别了那些千年精华铸就的老柏树，才越来越差的。可雍和宫大街那间小屋，又实在太小了，他又确实是搬进新居之后，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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