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乐昊
虽然拉图尔大名鼎鼎，但对他学术思想并不了解的观众，站在他的艺术陈列一般的工作坊前还是不免会感到茫然：这里像搬来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型工作室，墙上是循环播放的录像，关于理论讨论以及环保工作，阶梯状的木头支架上打了很多木匣子，里面分门别类地收纳了许多意有所指的视觉资料。
比如16世纪初扬·普罗沃斯特的木版油画《基督的预言》，画面上基督之手、上帝之眼和地球的图像拼接在了一起，宗教的神秘感和天文科学的可知性并列呈现，流露出对自然的探索和统治的隐喻。
再比如1852年《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水晶宫里最后的漫步》，当时刚刚建成的水晶宫是玻璃和钢铁技术的精湛作品，尺寸宏大的镜面用壮观的方式，反转了建筑外部的自然环境和内部的人造空间。
再比如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托马斯·萨拉切诺的《细丝上的星云，恍若蜘蛛网上的水滴》，虽然只是自然界蜘蛛网的拟态，但据说生动地结合了当下社会学中两大主流的理论模型——“网络”与“闭合地域”。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芒，一方蛛丝似乎也可以折射出宇宙星云万物之间无所不在的联结之网。在这个视觉作品里，这两种社会学的网状模型是可以互相融合的：如果网络的密度够大，就能够形成边界清晰的闭合地域。“这件作品证明了艺术家可以通过创造强大的视觉化模型，在技术上超越哲学家在视觉能力上的局限，取得更深刻的理论。”
…………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在拉图尔的展区里挨个细看他所选择呈现的每一个独立素材，渐渐的，你会从这些似乎并不直接关联的碎片里，建立起一个笼统的观念或意象：关于自然、人类、科技、政治、社会规则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合力，那正是这个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试图用艺术手段向你传递的。
而这位鬓发斑白的法国哲学家，正发愁地看着他面前的杯子，为自己每天竟然安排了这么满的活动行程而闷闷不乐。他没有像法国人惯常的那样要求晨起提神的浓咖啡，转而点了一杯“中国茶”。等待他的是不停的讲演、交流和讲座，中间夹杂着采访。记者提的问题太多，像笨重的螺丝一样铆住了他。“你问的这些问题都够你写一本书的了！”他半开玩笑地望着我。
他本以为这会是一次轻松的出访。在此之前，他已经在德国KM（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做了一次类似的展览。“那个展览规模非常大，有2000多平方米，这次在中国的展览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更像是我们在中国的一次小的尝试。没想到展览不大，给我安排的工作却真不少。”
中国受众对他关注的热烈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他没有想到自己在异国竟然拥有了这么多“粉丝”，虽然他们未必都读过他那些艰深的理论作品。艺术界和学术界竞相转发他的消息，一开始，几乎是一边倒的倾慕之声；几天后，出现了一些别的声音。艺术圈流传两句关于拉图尔的恶搞评论，一句叫作“华而不实，最后就是讲环保的”；另一句叫“富二代忧国忧民的田园牧歌”。
那些对哲学和人类学怀有高标想象的“粉丝”，一旦发现哲学家原来谈的是环保问题，那种由期待跌下的心理落差是可以理解的。但环保远远不是拉图尔理论大厦的全部，且拉图尔所谈的环保，似乎也离人们通常理解的、具体的、操作性的环保十万八千里。那种只凭一枚切片上的一个细胞就对整体定下判词的尝试，归根到底，暴露的是受众的智识基础、理解力和思维的局限。
拉图尔对此已经习惯。虽然他在法国占据了重要的学术地位，可是按他自己的说法，法国知识界并不理解他。“很多人都反对我，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声音，大部分欧洲知识分子意识不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突变和生态危机，我的观点在法国也并不是主流的。”
與之形成鲜明对应的，是他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仅《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就翻译成了35种语言。“翻译成35种语言当然意味着这本书覆盖了不止35个国家，因为很多国家分享着相同的语言。其中很多国家是正在经历着现代化进程的，比如土耳其、伊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现代化的同时伴随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让人们意识到，也许现代性不应该是我们唯一的理想目标或模式，这些国家的人们会对这本书更加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我关于现代性的某些观点。”
伴随着他的中国之行，他的这本重要著作一度在当当、亚马逊等购书网站上脱销。对此，拉图尔很乐于马上打开他的电脑把该书电子版直接拷贝给你。“反正俄罗斯人已经把盗版在网上发得到处都是了，俄罗斯人都是海盗。”他笑眯眯地说。
拉图尔的思想贡献，在于质疑了现代与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等基本概念，其影响力被认为远远超出了科学史、艺术史、哲学、人类学、地理学、神学、文学和法学等领域之外。尤其他所倡导的“自然政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更是传播深远。因此，当拉图尔在说“环保”的时候，你要知道，他说的并不仅仅是“环保”。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拉图尔即已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这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网络，也没有现代哲学中无处不在的“主-客体”对立分离，每个节点都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行动的能动者，主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彼此平权、又彼此作用的相与关系，共同营造一个相互协调的行动之网。这个观点解决了全球化浪潮中传统二分法的理论困境，很快成为全球化研究的有力工具，也惊人地预见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时代的到来。
“拉图尔的核心观点是自然和文化等二元对立应该被打破，他的《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为他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拉图尔却觉得这是他写得最差的书。他也搞不清楚这本书为什么流行起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文化研究学者汪民安说，在拉图尔的网络模型之中，行动者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共生，彼此缠杂。以自然为例：大自然中也有意识形态，自然也有政治。仿佛是某种巧合，当拉图尔在“上海种子”项目上现身的时候，北京正经历着严重的沙尘暴，那是他几天后要去的地方，像是对这次昭示人类环境危局的展览做一次现实举例。同样，几天后，马克龙和勒庞之间的争夺战就要水落石出，拉图尔特意讨教了“马克龙”和“马卡龙”这两个名字的中文写法，并因为这个关于甜点的笑话一再爆出欢乐的笑声。“他确实很甜蜜，不是吗？”
但他当时谨慎地不对法国大选做出预判，他害怕一旦说出预期，就会引发再一次的“黑天鹅事件”——继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这个微妙的世界恐怕再也经不起另一只黑天鹅了。
幸好，事实没有让他失望。几天后，他在中国等到了马克龙胜出的消息。此番出发之前，他已经把他的选票投给了这个年轻人，一个坚定的中间派。他还为此捐出了1000欧元，以示支持马克龙的竞选。
一个中间派，这也正好是拉图尔在西方知识界的位置：他不属于法国左派，但也绝对不是右派，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他是“非左派”，以一种眺望的姿态居于两者之间。
“人类纪”和“宇宙政治学”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对环境问题十分不以为然，不知道勒庞在生态和环境问题上是什么态度？
拉图尔：她完全不关心生态，她的政治观点很保守，就是想要保持法国的原样——我觉得完全没有希望。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因此才成为马克龙的支持者吗？作为一个中间派。
拉图尔：没错，是这样，这是一个中间派的选择，选择马克龙就是选择欧洲。因为只有选择他，法国才不会脱欧。可是这个选择跟环境问题不沾边。马克龙能维护法国的稳定，在这一点上他肯定比勒庞要强太多了。现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很不稳定，比如特蕾莎·梅、特朗普，还有菲律宾的总统等等，在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家，民粹主义已经抬头……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信号。欧洲从文化历史上来说是一个整体，我愿意法国留在欧洲，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国的特朗普和英国脱欧了，如果法国再出现什么意外，那简直就是自杀性行為。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几年把很多研究精力放在了气候生态和政治的关联研究上，能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吗？
拉图尔：如果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用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气候，其实就是整个宇宙。中国历来有“天人合一”的概念，这里面就体现了东西方传统的差异。在欧洲，政治只关乎人类的统治：人类如何管理他们的城市和国家，如何构建他们的理论，跟整个生态圈是不关联的、割裂的。但是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政治总是和宇宙结合在一起，我们称为“宇宙政治学”（CosmoPolitics）。中国古人谈及政治，总是冠以“天地”“道义”，每一个皇帝都是“天子”，代表天的旨意，人们会赋予长江、黄河很多寓意，政治跟生态甚至整个宇宙紧密相连。我30年前读中国古代哲学，上面常常讲，中国的皇帝要为整个国家的福祉负责，哪个地方发洪灾了，哪个地方地震了，百姓都会认为这些自然灾难跟皇帝本人的道德和执政有关。当时我们都以为这只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手法，但是现在我们审视当代社会，我们会发现，这的确是真实存在的，人类的活动确实影响到整个地球的状态和福祉。人类活动在宇宙生态圈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提出“人类纪”（HumanEra）的概念，这是人的纪元。在人类纪，国家的君主或者元首，通过决策，引导和规范群体行为，从而直接影响整个生态。如果我们认识“生态突变”这个概念，我觉得在中国应该更容易被理解。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当下如果只是把政治分为左翼和右翼已经有点过时，我们现在不只是往左站、往右站的问题，我们要共同意识到生态突变和生态危机。新的气候机制一定会塑造政治立场，这是肯定的。我反而比较寄望于中国的力量，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无法忽视了，我觉得中国一定会坚守世界气候公约来帮助改善环境。
土地大国必须重新审视对土地的占有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你对中国抱有如此乐观的期待？
拉图尔：我乐观是因为我把中国政府跟特朗普做比较，那显然比特朗普（政府）强，起码中国政府还停留在（世界气候）“公约”的阵营里没有走开。中国现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较大，之后中国政府会怎么做至关重要，我甚至认为我们可能需要中国来帮助整个世界走出这个困境。
对于气候认识，人们有一个误区，人们常常用天平来比喻目前的两难选择：天平一边是环境保护和生态，另一边是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但是这个比喻本身是错误的。生态跟经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割裂开放置在天平两端的。你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需要用到土地，在讨论生态的时候也依赖于土地，土地在不同需求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共同构成人类的栖息之所，是一个整合。
也许我对中国治理环境的期待过于乐观，但我的乐观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中国从传统上来讲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天然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关注社会公平以及对土地资源的公平配置。在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基础就是关乎对土地的占有，它跟生态本来就背道而驰。而中国起码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讲，是要讲求资源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的公平，尤其是土地问题，这样就有可能将政治与生态连接起来。中国比美国和欧洲更容易把环保问题政治化。现在的美国，特朗普完全抛弃了气候公约，可以说特朗普是抛弃了我们、抛弃了地球，他需要到外星球去谋生存了。
三联生活周刊：但是在美国和欧洲，有很好的民间机制去修正政府在环保问题上的缓慢或无为，民间环保力量很活跃，有比较成熟的经验，而在中国却不是这样。
拉图尔：这一点我同意。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地球资源有限，不可能让经济无限扩张，在中国这个矛盾会格外突出，中国经济扩张非常厉害，我们可能很快就会达到一个极限。所以中国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是一个很好的讨论这一议题的平台。对比来看的话，现在美国和欧洲对环境的反应是比较失效的，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我们以往的傲慢主义（Hubris），变得低调和谨慎，但大家都很困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也许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宇宙政治学中获得智慧，这是新的普世主义，这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构建现代人的人类学，无关乎左、右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法国知识分子中为数不多的非左派，你对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界占据主流的左派如何评价？
拉图尔：现在法国左翼整体的情况比较混乱，有一种找不着方向的感觉，不知道下一步要往何处走，这就是现代化的困境。左翼想要按照旧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但是新的现代化因为生态突变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道路。左翼知识分子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提出我们要革命、我们要结束资本主义等等，但是实际上这个道路并不正确。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法国知识界的关系如何，你在观念上是否受到过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上一代知识分子和思想大师的影响？
拉图尔：当然！受到影响那是肯定的。这三位大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是非常杰出、影响力巨大的思想者，他们当时的很多主张，跟当时的社会发展也是相契合的：要结束战争、结束殖民，促进国家发展、促進法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大趋势。但按我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会觉得他们的思想我并不直接受用了，因为我的领域更多的是在科学技术以及生态政治学上，这些前辈大师在这些领域并没有太多的著述。
三联生活周刊：一般人类学家总是去异域、去乡村做田野调查，以特殊性为根基，开始自己的研究，比如法国人类学家就常常去南美，而你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去科学家的实验室？
拉图尔：你说得没错，一般人类学家都喜欢去异域，去田野和乡村，但却很少关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我恰恰希望转变这个视角，或者是扩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人类学不只是关于异域，更要关注我们西方人自己的东西，回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来，关注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法律、经济以及宗教等等，重新回到我们身处的位置来探讨这些命题。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认为这样的选择更加具备普适意义？换言之，那些着眼在少数族裔的人类学是关于少数人的，而关注当代社会的人类学是关于大多数人的。
拉图尔：你这样问很有意思，但其实说到普适，科技也只是一个很小的领域，你数一数全世界有多少科学家，如果单独去看待他们，在大的画面之下，他们也是很小的族群。对于人类学的研究，就是找到一个一个小的群体，一个一个进行研究，最后可能得到一些普遍的原理。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你旨在构建一部“现代人的人类学”，这项工作现在进度如何？
拉图尔：现代人的现代学研究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过程比较复杂，取得很多进展。以前，像中国、印度、日本这些国家没有自己的人类学研究，更多的是西方人类学者去研究这些地区，并输出他们的想法。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国家已经开始了它们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每个国家进程不一样，模式也不一样。早先发达国家主导并输出的现代化理论不再适配了，因此现代人的人类学研究也进入了“后殖民主义”，我的研究就在此范畴之内。区别是以前人类学家研究的是被殖民的国家，而我恰恰反过来，研究的是这些殖民他国的国家。
我们再谈一下“殖民”这个概念：西方国家占领其他国家的土地作为殖民地，联系到我的理论和“重置现代性”的议题，后殖民时代，土地的关系被改变，生态突变，我们被迫要去重新审视土地，重新审视我们对土地的“占有”。比如中国和印度，一向被认为是有着广袤土地的国家，但是现在都感觉没有足够的土地，土地严重缺乏。这样一种对土地的重新思考或“占领”，就是我们现在普遍面临的问题。这恰恰体现了你刚才提到的人类学的普适性，但这种普适是一种新的、扭曲的普适意义。
我们从未现代，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现代
三联生活周刊：你常说自己是一个经验哲学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经验哲学？你常常把科学、艺术、政治放在一起研究，没有边界，这跟我们以往的认知方式也不太一样。
拉图尔：我是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研究和思考哲学问题，但我同时相信要用非常实际、实地的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经验哲学。就像我此番在中国做的工作坊，我们有很多的讨论，我们呈现讨论并用各种手段促进这种讨论，把抽象的学术议题具象化。科学和艺术是不同的媒介，我们通过融合来激发更多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思想实验”（ThoughtExperiment），也已经成为哲学科学里很流行的概念。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受到局限，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思想激发出来，我们用新的方式，比如艺术展览，来突破学术机构四面墙，并探究自己思想的边界。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你学术观点遇到的最大挑战和难点是什么？
拉图尔：很多。但也许最大的障碍是我个人的无知。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我们从未现代”观点非常具有颠覆性，但也不免令人沮丧，按照你的阐释，似乎真正的现代永远也不会降临了。
拉图尔：恰恰相反的是，我们不应该沮丧，这就是现实，现代化本来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如果你真的想要实现现代性，那你恐怕就得到宇宙中去寻找别的星球了。中国人在发展的进程中似乎一直是把西方作为目标和参考，如果你们看到西方根本就没有实现过现代化，那我们也没必要非要追求现代性的目标，反而有了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实际上，这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思路，可以说你彻底否定了康德以来对“现代性”的定义。是不是这个定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拉图尔：是的。康德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8世纪末，那时候的社会现实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你把18世纪末的一个词拿到现在理解，肯定意思也不一样了。康德当时提出“现代性”的概念，是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他想把民主、科技、道德以及宗教区分清楚，罗列开，进行分类整理和研究。但是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况，我们的科技、政治、道德、宗教全部是混杂在一起的，你根本无法分清哪里是现代哲学所谓的主体或者客体。在“人类纪”，我们需要寻找另外新的方法来审视现在的社会。不是说康德错了，只是他的这个观点不再适用。
三联生活周刊：你一向致力于基于科学技术的哲思，不知道你对现在热门话题的人工智能怎么看？AI已经成为科技的最新热点，霍金前几天在一个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人工智能或将终结人类文明。”
拉图尔：Bullshit！（胡扯！）这是一些疯狂科学家的幻想而已。人工智能的背后恰恰都是人。人们总是喜欢自己吓唬自己，但同时又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在哪里。我们目前的人类社会确实已经非常危险，但我们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AI！
霍金说这句话只是他的一个概念，他本人就像一个人工智能支持的机器人。我的学生曾经写过一本关于霍金的书，霍金自己像一个机器智能一样在思考、在工作、在发出声音，但是要支持他这个生物机器合成体活下去，霍金背后有30多个活生生的人在协助运作。他说这句话跟他自己的存在恰好是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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